金木水火土查询表如果跟年轻人一起去多米尼加国的话，能更多地感受到年轻人的世界。年轻人的世界在哪里都差不多，喜欢往沙滩上一躺晒半天，喜欢在便宜但是会吃坏肚子的餐馆里大吃烧烤，然后晚上挤在便宜的旅馆里沉睡。但是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传统和风土人情，还是要一个人完成才好。你可以自己拿着相机，或者是一个绘画本，背着背包在海边散步，也可以在清晨出门，在大街上跟喝咖啡吃早餐看报的加勒比老人们聊天。有时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旅行。
但是这次来多米尼加，我是跟另外四个美国姑娘来的。一欢笑连连，矛盾不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也有自己的想法，还不吝惜说出来。这就导致我们每在一个餐馆坐下，都有人抱怨说这里太贵，或者没有自己想吃的东西。我们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人忍不住咕哝一句：其实另一个地方更好。幸好几个女孩子都不娇气，烈日下也都能暴走几十分钟，要是遇上那种在城里走两步都得打车的，这趟旅程估计会痛苦不堪。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对加勒比和南美国家的了解实在有限，书本上没介绍多少。可是来到这边，发现许多西语国家实际上有非常有意思的历史，并且天气暖和，人民友好。
我们下榻的小旅馆在城里，不是那种海边的大度假村。步行街上的行部分是当地人，卖东西的小贩都不怎么说英语，餐厅的侍应生也是如此。
城市还保留着欧洲城市的传统规划：一个有的广场，几条主以广场为中心朝四周分散开去，这些主上大部分是餐馆、商店和酒吧。如果从主往旁边走下去，立马变成一幢幢民居。
和波多黎各的民居相似，这里的民居也是公寓式的，外面也漆着鲜艳的油漆。油漆的颜色看似随意，实则乱中有序，十分炫亮。
在国内，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亮色交织叠加，仿佛到了安东尼奥·高迪花花草草的梦幻世界。绿色的防盗护栏里伸出粉红色的花朵；紫色的房门配着明的墙壁；艳红的露台后面伸出褐色和绿色的椰子树叶。即使在阴雨天，这里的一切都炫目极了。
我在街角看见一个卖首饰的老人，本以为那些首饰都是廉价的机器生产，因为它们摆放在白色的，歪歪扭扭的纸盒子上，纸盒子又堆在一个小桌子上，老人就坐在这桌子后面。走近了才发现，老人正自己动手做首饰，他的腿上放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有许多蓝色和粉色的石头，还有一些铁丝。他做首饰的方式也很奇特，只是拿手将铁丝迅速地绕一绕，就将石头卡住了，然后再拿着钳子表演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不出30秒便做好了一个吊坠。
我被这情景迷住了，也被这些精巧的手镯和项链迷住了，更主要的是，一个慈祥的加勒比老人，在一条商业街的一角默默地做首饰，不吆喝也不拉客，只是冲人笑。于是我走过去，仔细看他的作品。他示意我伸出手腕，把一只手镯戴到了我的手腕上。就那一瞬间，我的朋友安也在旁边叫了起来：“好漂亮！我也要！”
于是，我们就在这边小摊上过了傍晚的时光。老人叫易斯，原先是个采矿工，这些石头都是他采到的。他做这些首饰已经二十年了，每天就在街角坐着，从早到晚，悠闲。附近咖啡馆里的工作人员和上的其他小贩都是他的朋友，他只用叫一声，就会有人来给无法离开摊子的他送来零钱。
说到这条步行街上的气氛，也是挺好玩儿的。多米尼加人都很热情友好，我倒是没经历任何偷东西之类的坏事。我陪一个女生去一家很正规的店里买雪茄，然后我们就开始谈论晚上去哪里吃，哪里有便宜的餐馆。结果一个店员听见了，就势让我们等一下，然后打开门冲外面喊了一声。
过了一小会儿，一个穿着polo衫的中年男人就走了进来，示意我们跟他走。他其实就是住在这条街上的退休人，只不过每天在这里跟大家都熟了，也熟悉这边的餐馆。他把我们带到一个餐馆，让我们看到菜单就走了，我们一同感叹这里人的。
最后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和朋友一同经过平时吃早餐的咖啡馆。走过咖啡馆的时候我忽然听见有人在用中文说：“毛！”于是我转过头，看见一个白头发的老人，他是白种人，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坐在咖啡馆前面的白色塑料椅上喝咖啡。我以为是他叫的，便笑着用英文问他：“这是你唯一会说的中文吗？”
“我吗？”他用美式英语回答，估计是个美国人，“不是我，是他会说中文。”说完他闪开身，我才看见他身后还有一个男人，戴着一顶插了花的巴拿马草帽，肤色黝黑，个子很小，是个大约六十多岁的亚洲男人，难道也是中国人？
“你是哪里人啊？”他仰着头用英文问，一听就是美式英语。“你猜？”我说。“纽约？”“不是。我来自。”我说，“你呢？”“呵！！”他一拍桌子，慢慢地用普通话说，“人！我是广州人。但是，我年轻时离开了中国，从跑到了美国，一直住在纽约。”我很感兴趣，就走了过去。他拉出一个椅子让我坐下：“怎么？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来玩的。”我说，“我在美国上学，现在春假，我就和同学出来玩儿了。”“出来玩，好。”他抿抿嘴。他的样子并不像一个中国人，倒像是一个当地人，“我告诉你，我！我的父亲是黄埔军校的。黄埔军校你知道吗？”“我知道。”我说。“对。还有，广州，羊！五羊城。”他似乎很久没有说普通话了，每个字都要想一番，“五羊城你听说过吗？”“我知道啊，” 我说。“羊城晚报！”他说。他的眼睛没在看我，反倒像是回到了广州一样，“我家里人全都跑去了，我去了纽约。”“您在纽约干什么呢？”我问。“我现在退休了，住到这里来。这里天气好，地方小，人也好。我在这条街上租一间公寓，250美元一个月。在纽约，没有！”“那您在纽约的时候做什么呢？”我好奇地问。“我送！三十年，那些什么New York Times，Wall Street Journal，Daily News都是我们送的……”这时又来了一位美国老人，他打了个招呼，也拉了把椅子在我们旁边坐下。“美国人，”中国老人忽然用英语说，“美国人也是一样。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我们5000年的文化。我就说！这是！！”
他狠狠一拍桌子。我吓了一跳，看向他对面的那个美国老人，本来以为他会说些什么反对的话，结果他十分赞同地点点头：“对，对，我完全同意。”
在他的爆发声中，我悄悄地走开了。后来我们又过那个咖啡馆，他还是在那里看，戴着那顶插着花的帽子。我们一行人拉着行李在石板上吱啦吱啦地走过，他却什么都没听见。那会儿大概快中午了，加勒比的阳光很热，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