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25岁的法国青年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在美国呆了9个多月，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到法国后，他写作了《论美国的》这样一本经典之作。该书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期被翻译成中文，在中文世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引用托克维尔，已经成为人文社科学者的时髦。
如果要我选择一个美国城市来生活———如果要我选择一个能够让我找回迷失的方向的城市，而且只能选一个的话———那么就是这里：西雅图。
我喜欢西雅图那些沐浴在阳光下的精美的码头。我喜欢西雅图的集市；两个鱼市之间密密麻麻地挤着各种专业书店、出售可供收藏明信片的商店和许多酒吧。我喜欢这座城市的山峰和山上没有尽头的台阶、湖上的浮桥、前往阿拉斯加和巴拿马的船只。我喜欢吉米·亨德利克斯博物馆———或是保罗·艾伦博物馆还是弗兰克·盖里博物馆，我对它的名字不是很确定———当你面对一间由世界上最大方的赞助人出资，由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师建成的最特别的摇滚博物馆时，你还能说些什么呢？我喜欢西雅图的、不墨守成规的气氛。在遥远的过去，这里曾经发生过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反对亚洲人的，而现在，它却热情地欢迎着来自、汉城和的人们。
我喜欢那个白胡子老头———弗兰克·贝尔森。他是第二个海明威，也是一个真正的出版商。他拥有《西雅图时报》的部分股权，为了的和赫斯特帝国做着的斗争。
我认识了一些来自墨西哥、法国和印度的工程师。他们创造着未来的语言和社会结构。我喜欢这些异乡人身上散发的想像力、朝气、潇洒、不羁、傲慢、世界大同主义、文明和才智。
我还花了半天的时间参观波音公司的工厂，那里横梁交错，停放着巨大的吊车。虽然肩负的责任因为受到安全问题和恐怖的双重压力而变得沉重，但是里面的人工作起来仍然镇定自若，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群扎着马尾辫的嬉皮士。
我喜欢第一大道和维吉尼亚大道间某个角落的一间酒吧。酒吧门上的招牌用法语写着“白天是酒吧，晚上是餐馆”和“全天供应地方特色菜”。我和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儿子荣·里根正是在那里见的面。那天他穿着牛仔衣和卡其布T恤，看起来有些邋遢。在早晨的阳光下，他不时即兴表演一两个舞步（他告诉我，他曾是一名专业的芭蕾舞演员）。他还开玩笑地向我模仿了布什在出席里根葬礼时的样子。当他的母亲南希看到布什，她轻声地对布什说：“过来，乔治。”但是布什却好像被吓坏了，手也不知道该往哪放，全无总统的半点风范。南希让布什和大家说点什么，但是他一脸茫然，一副羞怯的样子，喉结微微颤抖，就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憋出来一句：“你好吗？”荣·里根在党大会上发表的关于干细胞研究的曾经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告诉我，在的当天早晨，党的稿撰写人拿了一份已经写好的讲稿给他，里面全是一些陈词滥调———“不，谢谢，我不能按这个来讲，要么按照我自己的原文讲，要么我就不讲。如果什么都不讲，那也没问题，那我就回西雅图，我在那里过得很快乐。”我喜欢西雅图的一切。如果要我选择一个美国城市来生活———如果要我选择一个能够让我找回迷失的方向的城市，而且只能选一个的话———那么就是这里：西雅图。
如果要我说是哪一刻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我想是当我经过了莫瑟岛和哈德利大桥后，我看到，在深粉红色的天空上，飘浮着一个像火炬一样的东西，那是太空针塔的塔尖。忽然之间，我觉得它浓缩了美国让我向往的一切：诗意和现代、不确定性和技术挑战、城市的灯光、挥之不去的和高高的钢架。当我还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念叨“摩天大楼”这个词。
没有中心、没有边界、甚至没有像巴黎圣母院一样的一个或几个名胜。这里找不到任何老旧的街道，能够让人感受一下一个城市崛起的历史。
罗兰·巴特斯曾经写道：一个城市就像一本书。几乎就在人们开始懂得描述梦想的时候，对于城市的形容也就出现了。那到底，什么才能让一个城市变得容易解读呢？
首先，一个城市必须有一个中心。每个城市背后的原则是，应该有一个中心，有一个独特的地点，让居民们聚集到这里。但是没有中心。它只有分区和街道，甚至城中城。每个城中城倒是有类似中心一类的地方。
其次，城市应该有一个边界，一旦超出这个边界，这个城市将就此消融或者分解。但是没有边界。像东京一样，是一个边界模糊的卓越城市。当我从驾车前来的时候，我曾经试图去寻找这一边界，但是那就像是去找白天和黑夜的分界线一样困难。
第三，城市必须有一个或几个名胜，让人们对整个城市一目了然，就像雨果《巴黎圣母院》里的巴黎那样。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里有经典的穆赫兰道，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个地方能够一览的全景。观景点确实还是有的，比如美国银行大楼，燃气公司大楼，73层的第一州际世界中心。
但是所有这些建筑都不能实现雨果那种类似飞鸟从空中俯瞰的一览无余的效果，你很难感觉到这个城市是一个整体。在我沉思着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回忆起从前乘坐飞机降落在之前的记忆，我突然意识到，即使是我从空中俯瞰，画面仍然是相同的，就是不管从什么方向来到这里，你看到的这个城市都是不规则的、难以捉摸的。
最后，一个能够被清晰解读的城市应该有一颗心脏，而且这颗心脏必须是跳动的。你应该能够感到，这个城市有某一处地方是所有这一切的发源地，而且从这一地方，你今天仍旧能够感到那种模糊不清的、继续在产生什么的状态。
这就是说，一个城市一般都有一些拥有历史的街道，而这些街道的历史性继续塑造和鼓舞着城市的其他地区。不过在，这样的地方又是不存在的。你不能在找到任何老旧的街道，让你感受一下一个城市崛起的历史，但是在欧洲的城市里，甚至在纽约，这是相当容易的。
确实有人试图向我展示这样的街道，比如凯文·斯塔尔，一名历史学家，他带我从中国城走到了奥利维拉大街和老广场。但是这些都是已经死去的地方，它们冻结在时间里了。不管斯塔尔如何解释这个巨大城市从这片小小街区发展起来的历史，你却不能感到这些博物馆和废墟与这个奢华的城市有任何共同特性。这些街道只让我想起在美国不断看到的伪“文化遗产城市”。
所有无读的城市只不过是没有历史的城市，它们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的不安，而且，我感到，谁都可以带着某种肯定预言，这样的一个城市将会死去。
首先肥胖是一种疾病，然后说这种病必须要接受治疗，最后又说即便金木水火土查询表接受了治疗，它也不能完全治愈———这个过程就产生了某种依赖性。
在美国当然有一些很胖的人。身体上的肥胖常常被看成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肥胖的隐喻，这种肥大影响着城市、商业、傲慢的和金融。但是美国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有那么多的胖人吗？
到了美国后，我仔细观察到过的每个城镇，想知道这里是不是真的像欧洲说的那样有那么多的胖人。也许是我观察得还不够仔细，也可能是我到错了地方，但是我在这里看到的胖人还没有我在法国碰到的多。
在报道犯罪、毒品、这些事情的时候，总喜欢用到“紧急状态”这个词，现在轮到了肥胖。我查阅了一些统计数据，发现超重人口在美国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了65％，30％的美国人属于肥胖人群，而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5％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让我，因为照这个速度下去，我可以预想到最后100％的人口都会成为胖子。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计算的方法有问题。如果欧洲也采用一样的划分标准，那么欧洲肥胖人群的比例会和美国一样多。
另一些统计数据则展示了肥胖和死亡率之间的联系。我查阅了来自各方面的数据，但是这方面的争论和数字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我根本不知道该相信哪个。
对于造成这一切的究竟是麦当劳、必胜客还是汉堡王也始终没有。我来到的一家减肥诊所———据说这家诊所的减肥效果非常显著。我采访了诊所的所长，她穿着深绿色的衣服，一头红发，脸上带着职业性的笑容。她办公桌上摆着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照片。她认识他们吗？
不，她说她只是很钦佩他们。这股肥胖风潮不正是在他们离职后才出现的吗？而后来，美国最出名的胖人之一———比尔·克林顿成为了美国总统，这并不只是一种巧合。墙壁上贴着“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照片。我采访了其中一个人———特兰茜·史密斯。今年36岁的她，刚来的时候体重有488磅。自从参加了这个减肥项目，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只是那些每年都花上1200美元来参加这个十周治疗课程的诸多客户之一。在看到这个刚刚变得苗条，但是还保留着一个胖人的所有手势、体态、走和思考方式之后，我想我明白了一些事情。
我明白减肥这项事业会战胜垃圾食品业。我明白，前者之所以能够超越后者是因为它可以仰仗科学和医学这些享有声望的因素。
我明白，发明肥胖———首先肥胖是一种疾病，然后说这种病必须要接受治疗，最后又说即便接受了治疗，它也不能完全治愈———的过程产生了某种依赖性，就像那些味道、香气和包装一样，在垃圾食品消费者中培养了忠心耿耿的力量。我们打算惩罚那些胖人吗？
我们要他们接触有害食品吗？我们要在快餐店的收银台前放一个秤，在卖给他们超级套餐之前先称称他们的体重吗？
我们都清楚其中的过程：一个人是如何从对身体的控制开始，于不知不觉中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医学机构又是如何通过考查、分类、诊断和评价这些程序来帮助机构的。
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2000英里长的边境却只有15英里的围栏。面对那么多的非法移民，为什么不能更加和有效率地、更加地延长边界围栏？
直升机在高空里，先是朝着大海飞行，接着转向太阳，内陆的太阳。一边是的郊区，这是第二大的城市，是在跨越圣思多罗和奥泰梅沙边境前的最后一个美国城市。这些边界上每周都流动着3万行人、6.5万辆汽车，其中即使没有数千人也有数百人非法越境。在边境另一边的墨西哥城市提华纳，非法越境比我想象的更加普遍，这个城市也更加灰暗和。
两个城市之间，分割海岸的边界围栏从空中看就像是正在被铁锈的一片长长的黑色金属。这条围栏装置着一种封闭的铁格子，不是很高。在墨西哥那一边，围栏上被人用漆喷上了骷髅；还有一块牌子上记录着那些死于试图偷越边境的人的名字。
让我吃惊的是，我看到这条围栏在海里延伸了100多英尺以后就没有了，而在内陆那一边，围栏也只有15英里。我问直升机的驾驶员，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2000英里长的边境却只有15英里的围栏？
这就是美国左翼人士和墨西哥非组织将之与冷战“铁幕”相比的那道著名分割线？那分开新旧两个世界的边界？那道耻辱和死亡之墙？飞行员回答说：“是啊，没必要再修更长的，自然界就足够接手其余的工作了，你看着吧……”就在那一刻，一片覆盖尘土的云开始升起来了。带着红色泥土的旋风与带着白色泥土的旋风碰撞到一起，我们连眼睛都睁不开，直升飞机也被吹得晃动起来。当我们再次能看清一切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下面的地形已经完全变了———从湿地非常迅速地变成了山地和丘陵。边境上曾经散落着的牧场和工厂都没有了。河在这里变成了细细的小溪，接着完全消失了。山顶上不时能看到白色的，在深深的沟壑之间没有任何桥梁。热浪从直升机的门外扑进来，我们现在到了国王谷沙漠，这里看起来确实就像是边境上的天然屏障。
在我的要求下，驾驶员开始降低高度以便让我能够更近地看清楚地面。我们也开始接近边界———这条“线”在直升机携带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上显示出来，驾驶员解释说一旦我们靠得离边界太近，墨西哥方面就会立即做出反应，通过无线电命令我们保持海拔高度不许降落。
究竟有多少美国以外的人，像墨西哥人那样准备向着未知飞身一跃呢？有多少孩子已经准备好边界巡逻队的直升机，进入沙漠试图逃离贫穷呢？
我知道，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将自己的命运委托给了那些毫无的“山狗”，这些的蛇头拿走了他们的钱，有时候甚至在半上就扔掉了他们。许多人就被扔在沙漠里，在干渴中悲惨地死去。
面对着这两种边界，你会忍不住疑惑，为什么不能更加和有效地、更加地延长边界围栏？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是因为钱？难道是修建从到布朗斯维尔2000英里边界围栏花费太高？很难讲这会高于培训那些边界巡逻人员所花的费用。也不太可能比五角大楼提供的用来发现可疑边界动向的雷达和远红外装置更贵。
或者是为了形象？担心一条绵延的铁围栏会引起负面影响？但是所有这些由公共机构支持的边界巡逻，花费了如此多的精力、想像力和科技来非法移民，这肯定不会带来更好的形象。我不喜欢这些解释，但是……
成为美国人是一个复杂、痛苦、孤独、需要耐心和狂热、具有长期不确定性的事情。美国的移民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对他们来说，美国是一个必须付出辛苦劳动才能的地方。
“你难道不觉得，作为一个西班牙人很难站到追捕非法移民的第一线吗？”“当那些被你的墨西哥人你了自己的民族，是一个虚假的朋友时，你又如何应答？”安吉尔·圣塔·安那愣住了。他是圣思多罗边境巡逻队的一名年轻官员。一张又圆又胖的脸已经涨得发紫。
“我是一个美国人。”他说，“首先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是在履行一个美国人的职责。”恢复镇定后的他接着说：“一部分的我确实理解这些人。对他们，我有一种钦佩之情，或者至少是同情。这也正是我对那些执行任务的手下所说的。那些人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来到这个国家，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我让我的手下要聆听那些人说话，和他们交谈，特别是要同情他们。
但是同时，你还想我做什么呢？你必须遵守法律。我在这里就是要维律。来吧，我带你去看看……“我坐上他的SUV车，在边境上蜿蜒行驶。他皱着眉头，脸色变得凝重、。此刻，他已经从一个警长转变成了一个猎人。我们停在一个群山环绕的地方，当时距离我们目的地还有20英里。我仔细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他是一个在寻找猎物的侦探。
他向我讲述了诸多非法移民的故事。他深谙那些人的———世界上没有比他更了解那些非法移民的人了。他暗示说他的上一代人或者上两代人也曾穿越同样的边境，怀着和那些人同样的梦想，并为此冒过同样的风险。他现在向我描绘的这些穷人使用的，也许他的前辈也曾用到过：一个孩子把他自己锁在一辆汽车的底盘下面；一名妇女试图把自己藏在发动机盖下；从墨西哥的一个台球室直通亚利桑那州一所房子的地道———修这条地道可是花了多年时间！这些人拥有让人难以置信的想像力！但是边境巡逻队的队员了解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这也正是为什么最后胜利的一方总是边境巡逻队。
那么最后胜出的是什么呢？是同情还是法律？那些被他的非法移民会让安吉尔想起自己的父母，他无法掩饰内心隐隐的不快？还是说因为他的前辈也曾经历过这些，他深谙其中的，反而更加地对待那些非法移民。
很难说，我想两种可能都有，而每件事情还要因具体情况而异。但是我敢肯定的是：如果你把所有问题都放到一边，如果你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如果你不去考虑那些移民为此付出的代价，仅仅考虑这些行为造成的表面影响，那么会有两个因素浮出水面。
通过只招募那些会说西班牙语的人，或者是那些愿意学习西班牙语的人———你们证明了西班牙人能够灭亲地追捕他的西班牙，你们强调了种族既不是一个团体又不是一个部落的事实，更的是，你们了美国的社群主义。
让像圣塔·安那这样的人去那些一心只想成为美国的人是不够的。要让他们明白，美国的身份不是一份礼物而是一种战利品；为了越过边境，他们的付出了的代价，而现在他们却成为了边防站的警卫，这大概是在维持着某种热爱美国的古老形式。
加利福利亚的移民可以分成两种———我相信，整个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一种是那些来自韩国、亚美尼亚、伊朗和中国的移民。他们在既定的经济和文化下，继续维持着移民的身份，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强烈的融入美国社会的意愿。另一种则是像西班牙人的这类移民。
他们的情况和过去的移民并没有什么不同。对于那些过去的移民来说，虽然他们登上了埃利斯岛，进行了除虱工作，接受了证明自己不是梅毒病人的身体检查，但是要成正的美国人，还需要一代人付出艰辛的劳动。
“成为美国人”是一个复杂、痛苦、孤独、需要耐心和狂热、具有长期不确定性的事情。欧洲移民带着意识而来。美国移民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对他们来说，美国是一个必须付出辛苦劳动才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