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80年代是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期，这一时期日本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出现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日本通过在社会诸多方面的社会建设开始社会现代化，这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19世纪末的“明治维新”使得日本的产业化进程不断得以发展，但二战后日本主义的战败却让整个日本社会体系面临重建。日本战后的发展采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策略，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20世纪50-80年代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辉煌三十年”。然而，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城市的污染、大量流动人口的安置、城市的治安与犯罪、个性化发展对家庭的冲击、城市与农村的不协调发展等诸多社会问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是日本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交锋的结果，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也使得日本社会面临着种种社会危机。因此，“社会发展如何适应经济的现代化”成为经济高速成长期的日本社会重建的核心命题。
社会建设即要使社会现代化。在日本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及“社会建设”①，[1]但“社会现代化”却是重要的核心词汇，这是日本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从战后日本开始产业化发展到经济取得高速腾飞，并一跃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时，日本的和学界也开始探讨在社会领域所出现的种种变化，寻求在社会领域取得现代化的种种措施。在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富永健一看来，由于日本的现代化发展之和社会不同，因此像那样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在日本社会很难开展，日本或者其它东方的国家只能是在一种非社会的现代化模式中来实现自身的社会现代化。[2]日本在实际发展中走出了一条“非化”的现代化之，目标指向“实现平等的社会”。换句话说，日本社会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在社会建设领域开始追求一种“与平等”的社会的建立。
伴随着战后日本国家政策的经济导向性调整，日本开始了经济高速成长。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诸多方面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
(1)急速城市化。大都市化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推进，使得城市社会急剧膨胀。大城市人口过于稠密，但土地政策不，引起物价高涨，致使大都市人口达至极限。同时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引发“疏密”问题。另外，即使在城市中，阶层间显露出的在居住、教育等方面的差别也使得社会出现很多的矛盾。
(2)雇用问题。战后日本雇佣劳动者比率发生巨大变化，从之前的四成上升到七成，成为雇佣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然而，日本刚从传统的共同体性质的地域社会(传统社区)走出来，进入到一种“大众社会化”之中(担负大众文化，享受大众消费)，引发的孤独感和无力感使得人们在“车间社会”中谋求“标准集团”。[3]换句话说，人们开始在企业组织中寻找新的归属感。
(3)“家制度”的变动。在家族与经营没有分离的近代产业社会以前的日本社会，“家制度”在村落或是在城市都是功能性的存在。家产的长子单独继承以及同族集团的“直系-旁系”的支配从属关系是“家制度”的核心，也是支撑家族关系结构的主体。而战后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日本实行民法修正，对传统“家制度”提出严重挑战。在家族结构的“简化”和“化”影响下，[4]日本开始在一种传统主义的传承中寻求新的家族关系建构模式。
(4)社区结构的变动。传统共同体性质的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开始改变。在农村，一部分是占少数的专业农户，另一部分是占多数的兼业农户，随着流动人口和非农户的比例增加，农村社区逐渐成为“杂居社会”；在城市，经济高度发展期间增加的新中间阶层和工人阶层，一部分开始住进建在城市的旧城区和郊外的民间小公寓，另一部分则扩散到新兴住宅区和“团地”(工人居住的公寓群)之中。居民们对街道内事务漠不关心，但对生活具有较强的意识且具有很强的利己主义意识。
战后日本的重要是“以平等化为特质的大众社会”的建立，在这样一种指导下，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参照下表)。这可以说是在国家政策的引导推动下，社会领域的诸多层面不断建设发展的结果，主要表现可以归纳为日本的社区、社会福利、企业组织、家庭制度和阶层结构等方面。
社区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要使社区新能够融入其中，另一方面要使原有的社区居民发挥重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由此，“町自治会”(社区自治性组织)与当地中产阶层的参与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则在自治会的主导下发挥辅助作用。另外教育的再生产使得传统主义得以传承，地域的归属感得以确立。目标指向建立“自立型地域社会”的日本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产业自治、教育自治、空间自治、财政自治和市民自治。
产业的自治主要通过当地的社会企业、社区经济团体、与社区相关的合作经济组织以及作为社区建设主体的中产阶级群体。通过这些组织团体的资金注入以及方面的辅助补充，有效地构建起社区的稳定经济基础。在此经济基础之上，社区建设和社区活动的开展便能够良性的运行。
这里所说的日本的社区教育既包括专业的学校教育，也包括一些社会性的教育。首先在学校的教育方面，由于日本并不存在像中国这样的“户籍决定学校”的制度，所以基本上学校的设立是按照地方人口的需求来设立。对于那些通过流动而进入的居民，也可以进入到当地的学校进行学习，学校在进行基本的知识技能教授的同时，也时常结合地方特征来培养学生，比如基本自然灾害的防御训练、对地方归属感情的培养等。另外日本还有从事社会教育的专门机构，如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当然也有一些社会福利机构、职业训练机构、文化娱乐体育机构等来配合社会教育活动。
这部分主要包括社区活动空间平台的建设，的社区沙龙，运动会、文化节、艺能等的节日或祭祀活动等。在和地方企事业团体的协作下，定期对社区的硬件和软件方面的问题进行解决，而社区的居民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体。例如出现的商店街衰退、老旧房屋的密集、居住的恶化、道交通等基础设施的筹建、安全防范及高龄化问题等，都需要进行居民的合意表决才能实施。另外，社区还要定期向居民征求社区空间建设的意见，由此充分发挥居民自身的地域活性，在尊重居民居住的同时振兴社区。
这里包括社区金融机关、市民银行、NPO银行等市民型金融机构及地域信用机构等。这些机构与社区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支撑地域发展的基础支撑力量。同样，社区的有效发展(如社区产业的活性发展)也促进了资金与物资的财障。日本的社区通过对财政的有效自治，实现了地域发展的资金循环，也确保了相关社区建设的需要。
在市民自治的构成中，首先包括社区中自立的人，主要是社区和企业家。其次包括参与社区自治体系的社区伙伴和支持者，主要是和社区有关的企事业组织，包括专业性的经营、金融和扶持企事业的组织。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就是生活在社区的居民们，他们通过参与社区的诸多组织来实现对整体社区的自治。这些社区自治组织包括社区自治协议会、居民自治协议会、街道建设协议会、居委会、老人会、社会福利协议会、以及志愿者组织和NPO等，由此形成“福利社区”。[5]
经济现代化中的日本迫切需要改善人们的生活福利，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普遍化成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以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为中心的制度与法律开始建立，并逐步趋于完善，其中医疗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确立使得日本开始向福利型国家转变。日本于1938年开始制定《国民健康保险法》，直到 1958年修订法在日本通过后才作为一项义务开始全国普及，到1961年实现全国覆盖。
日本的“国民皆保险”制度，[6]基础是国民健康保险，这是日本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日本的医疗保障制度主要由工薪族的职业保险和面向非工薪层的地区保险两大的医疗保险体系组成。职业保险主要面向企业员工，分为七类，分别是面向700人以上大企业员工，由企业的工会组织掌管；700人以下中小企业员工的掌管健康保险；单独面向临时工、船员、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和私立学校员工的健康保险。地区保险就是国民健康保险，主要是以农民、个体经营者和无业人员等作为保险对象，由被保险者所居住的“市町村”提供保险服务。居住在“市、町、村”区域的居民，只要没有参加其它保险，都必须加入国民健康保险，作为保险人的“市町村”行政机构须向户主征收国民健康保险费，各地根据各地的情况费用会有所不同。该制度以家庭为保障对象，经过修正，1963年制定出被保险者医疗费用30%的负担制度。整体来说，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具有“市町村”公营化、居民强制加入制和国库补助化等特征。
在经济现代化中的日本社会，企业组织是日本人集团意识的核心表征，也是建立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日本的企业培养出日本人“以社为家”公司和企业在日文中的汉字书写为“会社”。的思想，这是另一种归属感的重要依据，与企业的家庭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企业通过“年功序列”等给予企业生活的保障，则通过勤奋的工作来回报企业的保障。
战后尤其是在日本经济腾飞的六七十年代，日本企业的制度特征被很多学者称为“日本式经营”或“日本型雇佣”。在这种经营雇佣模式中，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结构的封闭性为特征，功能上以追求温情的、共同体性质的感情融合为特征。这样一种组织制度中，企业对职工的教育不仅仅是技术培训，也培养职工对企业的“忠”，由此让企业培养职工成为企业组织终身奋斗的目标。“日本型雇佣”主要内容构成包括终身雇佣、工龄工资制及企业组织的劳动工会三部分。其中作为核心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是企业内部在工资和晋升方面设立的制度，以此和促进企业职工的生活。而企业工会则是以终身雇佣制下职工的企业内部封闭性为前提而产生的组织，以此保障企业职工的工作。通过这些制度的设计，日本企业的经营和雇佣模式便具有了“组织的封闭性”和“情感融合”的特征。[2]
具有日本特征的社会结构便是日本的家族结构。日本家族结构的制是通过近代的明治民法，将近代以前的家进行了法律性的制，由此形成了日本式的“家制度”，或者称之为一种“家族共同体”。日本的“家制度”有学者(福武直，1987)称是“家族主义”形成了日本的社会结构，它指的是个人无法脱离家族而，家族比作为家族的个人更受重视，而且这种家族的人际关系更扩大至家族以外与别人所产生的行为方式、社会关系以及价值体系。是超世代的制度性的连续体，并不是像近代家族一样局限于一代。传统的日本家族制度是通过父系继承来实现代际交替，并与家产一起来传给下一代。日本这种家族制度一方面有利于家产的集中继承而不会分散，另一方面对于家里那些没有继承家产的子女则会流向其它的组织结构，有利于经济产业化下对流动劳动力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经济产业化的人力资本的需要。
尽管在经济现代化中的日本社会，传统的“家制度”遭到很大的冲击与挑战，但是日本人的核心的“家”的思想依然存在。日本的社会现代化在解除“家长制”的同时，贯穿于家制度之中的与义务关系却被强调下来，就像家产的集中继承下来，和义务关系自然而然也就集中性的传承下来，继承家产的长子也就应有相应的责任履行对家族以及上代乃至祖先的“尊与孝”的义务，约束着家族内的各个，这便是一种家族规范。整体来说，在经济现代化中的日本，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体系的新建构，是在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抗中实现起来的。
战前的日本是不平等程度很高的阶级社会，主要由贵族阶级、资本家阶级、新中间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城市旧中间阶级、劳动者阶级和城市下层阶级八个阶级构成。[7]战后的日本，伴随着经济产业化推进，阶级关系和结构发生巨大变化，逐步成为一个阶级区分不明显的平等化大众社会。日本的大力推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使得日本的新中间阶层大量增加，规模从1955年的28.9%急剧上升到1985年的43.3%；反映流动机会平等的纯粹流动率则由1955年的0.583上升到1985年的0.750。[2]
中产阶层的扩大化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在主导下的产业化发展过程中，通过企业组织结构及雇佣关系的改变，“均等化”的得以普及。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日本社会形成了占社会主导力量的中产阶层群体，他们支持着社会的各种秩序，并努力在维持这些秩序，他们有着较强的“中产意识”日本学界对于“中间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产意识”方面，即日本人对于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认同感，而在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对于自身的“中产地位”的主观认同感相对较高。，这是一种自身的认同感，从而日本社会成为一个所谓的“一亿总中流”社会。“中流社会”形成也进一步促成了日本的经济成长，在“家族主义”和“共同体意识”的影响下，对自身的期望带来的阶层上升，引发了中间层的努力成长。他们勤奋并具有奋斗，在促进经济成长的同时，也强化了自身的中产意识，增加了对生活的幸福满意度，推动了社会发展。
通过社会建设并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停留在政策与制度的设计层面上是不够的。要建立社会现代化，就需要确立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人们各在其位、各尽其份，这是日本进行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思想。而核心思想的具体表现则是日本的“家族主义”和“共同体意识”衍生出的“集团主义”，或者说是由这两个方面所衍生出来的家族伦理和职业伦理的再建构。以“份位”思想为基础的“集团主义”的确立，不仅促进了日本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同时也使得一系列的社会规范得以确立、社会体制得以完善、社会结构得以优化，使得居民的基本生活根本上得以保障。这样一种“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念在日本的社会建设中不断被巩固和强化，并被不间断的持续至今，由此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
在日本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引导性作用固然不用多说，但其社会建设的根本还是对社会进行的主体性的建设。经济高速成长期的日本在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地缘、业缘、血缘关系，还是社会的阶层关系，都需要每个人明确自己的归属与所在，并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通过社区归属、组织归属、家族归属、阶层归属以及福利保障的国家归属的确立，日本明确了属于自己的社会。由此，社会建设便成为了一种人人都在构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这种归属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实体存在，更是一种情感上的依托。通过社会诸多领域的立足于“份位”思想的社会建设，人们便在意识层面形成一种“与平等”的观念，并不断地反射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在这样的社会建设中开始一种不同于社会的“与平等”的社会。
当今中国也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同样表现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领域产生出的诸多问题使社会建设刻不容缓。由于中国和日本在社会的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因此日本的社会建设经验无疑对现今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同于社会，注定了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也要走出一条“非”的道。现在要建立和谐社会并实现社会现代化，这与日本要建立平等的大众化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日本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的“份位”思想对当今中国的社会建设应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当今中国这样的一种经济快速发展、人口高速流动、城乡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如何让我们每一个人“有所位处”，这是确保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当然，如何实现日本社会这样的“份位”思想也需要进一步思考。从日本在诸多社会领域的社会建设可以看出，日本由于资源和空间等外在条件的，发展出一条“内趋式”的方式来整合社会，这是一种内部“精细化”模式。经济高速成长期的日本社会，不论是家族、社区、组织方面，还是社会福利保障方面，都会在内部寻求各个方面的精细化操作，使得人们的“份位”思想得以有效确保。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中国，尽管有着众多可利用的资源和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庞大的人口规模仍然不容忽视。因此，不妨借鉴日本社会的这样一种内趋式、精细化的操作模式，以此促进社会领域的资源和机会的有效配置。从小的领域中着手建设，以保障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基础，实现的社会，这样，和谐社会的建设应该会更加有效，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①在日本学者福武直的著作(福武直，1987)中，也能看到“社会建设”的词汇，主要是从联合国的“Social development”翻译过来，不过更多的日本学者是将其翻译为“社会发展”或“社会开发”，是针对“经济发展”或“经济建设”提出的词汇。
[6]赵，日本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构建——统筹城乡医保体系的[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09(12)，p23-26.梦见放鞭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