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去年6月巴拿马与“断交”，还是今年5月多米尼加与中国建交，都将国人的目光一下子吸引到遥远的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环球时报》记者最近专访多米尼加驻华代办吴玫瑰。记者在采访过程发现，那里的华人不仅在擅长的商业领域取得成功，在、科技等领域也有着不凡的成就，他们更是能坦然地分享对“母国”的感情与牵挂。
和大多数多米尼加华人一样，我觉得自己拥有双重文份。由于19世纪末第一批到达多米尼加的华人基本都是从事矿工等职业的男性，第一批女性华人移民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才出现，故而在相当长时间里，华人男性与当地女性结婚是一种普遍现象。
所以，我们这些在多米尼加出生的二代、三代华人往往有一个拥有中国价值观的父亲，同时有一个掌握本地语言和习俗的母亲。父亲我们中国文化中勤奋的工作态度、为人处世的方法以及对长辈的尊敬孝顺，母亲让我们轻松学会西班牙语，更好地融入社会。正因为如此，从小我就感到内心深处有一种双重文化认同，脑海里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双重性直到我成为多米尼加驻华代表那一刻才真正得以统一。
是的。多米尼加是一个很、多元的国家，那里有各种族裔社区：人、二战时期移民过去的、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等。可以说，绝大多数二、三代华裔都接受了高质量教育，这对一个少数族裔来说非常重要。
我个人就曾在多米尼加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书，那里的教学水平很高，周围的同学从未拿我的华人身份开过玩笑，梦见拉屎在裤子里反而请我帮他们一起学习。在多米尼加人眼中，华人是一个非常努力、杰出的群体，在各个领域都有很优秀的代表。
多米尼加人对的热情和参与度很高，几乎每个人都喜欢评论时政。我是在冷战时期成长的那代人，年轻时看过很多毛的著作，枕头下常压着一本“红宝书”，我的很多同龄朋友认同当时的那股主义思想潮流。
不过，真正引导我道的是多米尼加第一位民选总统胡安·博什。上世纪70年代，在他刚访问完中国并和总理会晤后，当时还很年轻的我有幸在一个场合见到他。我至今还记得他这样问我：“你是一个越南小姑娘么？”我说：“不，我来自中国广东。”当时他的人格魅力和他与中国交流的愿景感染了我，后来我加入他领导的政党，也就是现在的执政党。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多米尼加一直对我很信任，我负责过很多代表多米尼加及国际交流工作，参与过美洲银行等机构的工作，族裔身份从未带来什么麻烦。尤其是多米尼加上一任总统费尔南德斯和现任总统达尼洛·梅迪纳，都对我十分信任：7年前，正是费尔南德斯总统找到我，任命我为多米尼加驻华代表。我当时很吃惊也很激动。在这个国际秩序迅速调整的时代，中国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和决定性作用，向中国靠拢已成为一个必然选择，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一些作用，我何其荣幸！
比起其他族裔，多米尼加的华人群体并不大，但却是被大家普遍积极评价的群体。华人很少卷入问题或冲突，而是专注于工作与家庭，为多米尼加的贸易和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
华人专注的领域十分多元。有像我一样参与的，目前已经出现华人省长、议员甚至部长。更多华人依然主要在贸易领域工作，有很多进口商，也有开工厂的。还有很多人在艺术和科技领域取得不错的成就，有华人电影制作人和导演，还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医生与科研工作者。比如多米尼加第一例成功的式心脏手术就是由一名叫“Angel Chan”的华人完成的，他在我们国家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不管哪种职业，华人做起事来普遍都很认真负责，这可能是我们从父辈身上延续下来的中华传统。
一个族群由不同背景性格的人组成，矛盾很难完全避免。不过多米尼加华人之间相处比较和睦，大家愿意一起协商参与某项计划。或许是由于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华人彼此间没有太直接的利益冲突：人数最多的广东恩平多有自己的工厂，其他地方的人主要做服装和日用品进口。另一方面，多米尼加华人保留着尊重、社区领导者意见的习惯，所以性格上比较平和。
我记忆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多米尼加“中国城”的建立。10多年前我到旅游时对那里的印象极深，回国后就想，如果在圣多明各也建一处该多好。在推动这件事的过程中，各地华人聚在一起，包括人。最终，“中国城”在2008年落成。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我们每周开会时，大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普通话、西班牙语、广东话、闽南语“满天飞”，有时还需要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