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菊陈良宇中国新闻人物纪念馆纪念馆评论研究
“”后期，1973年到1974年，曾出来工作过一段时间，协助周总理抓外贸。当时，集团的，曾使国内出现了短暂的相对宽松的。这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尼克松的访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中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也进一步好转，从而为中国世界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针对我国外贸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见解和对策，对我国的外贸领域注入了勃勃生机。尽管好景不长，不久，由于“”的，在外贸领域的工作停止，但这一时期的一些探索，对当时我国的外贸工作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也为后来的对外积累了经验。
首先，随着世界科技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并为生产力，经济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全世界已找不到哪一个国家能够生产出自己所需的一切产品，也不可能有哪一个国家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的全部资源和所有的先进技术。因此，世界范围内的平等互利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成为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
其次，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但经过调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度过了危机，并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客观事实表明，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发展潜力，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并且在一些方面占有优势。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将处于一种长期相对和平与竞赛的共存状态。
第三，发达国家(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直接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逐步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而发达国家则希望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从发展中国家攫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因此，双方的经济关系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又有着一些共同的利益，相互利用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
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但6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起来的极左却在人们的思想上形成了巨大的障碍。“左”的思想一方面认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的资本主义，是很快要的，现在正在做“的挣扎”，没有利用的必要；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资本主义，防止资本主义思想的，又不敢接触资本主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对资本主义的了解非常少，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也常常处于被动的地位。
1973年5月5日，他在听取外贸部周化民等同志汇报外贸计划和价格方面的情况时即提醒他们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他说：“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外贸特别是对我进口贸易很有关系。”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因此，这里首先提到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对于资本主义一般情况的研究也特别重视，在这次谈话中，他还以价格为例，说明了研究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现在消息真快啊！美国的播种面积，各地的气候变化都会很快影响市场价格。”“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和过去上海交易所一样很。我们进出口今年如按八十亿美元算，在价格上如果差百分之一，一年就要差八千万美金，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6月7日，他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又一次明确指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列宁讲过：到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有的地位。”（1）
当银行的同志汇报说：前，银行有金融研究所，专门研究国际金融问题，开始后，研究所被撤消了。立即指出：“研究机构还是要搞起来。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供求关系、货币关系的变化统统反映到外贸上来了，不搞研究机构怎么能行。”（2）
8月4日，在外贸部价格小组会议上，针对新闻单位不注意报道国外商情的情况也作了委婉的，他说：“关于商情的报道少，可同人民银行、外贸部合作。外电有关商情的报道要充分利用。例如最近二十国财长会议的发言要全文译出来。”
这一时期，不但要求外贸部门的同志注意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他自己也身体力行，非常注意研究资本主义。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他特地向银行的同志提出了10个问题，希望他们围绕这10个问题帮他搜集资料，供他研究。这10个问题是：
从这些问题看，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常认线个问题到现在也仍然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所必须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事后，根据银行提供的资料，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目前经济危机与一九二九年危机的比较》、《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等笔记。
关于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要求和身体力行的表现，对冲破当时外贸领域里“左”的思想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解除了一些同志的顾虑，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外贸领域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对外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
自力更生是延安时期我们党针对敌人的造成的困难提出的一条生产自救的方针。这一方针在当时对于鼓舞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困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建国以后，自力更生被作为社会主义和建设的一条基本方针确立下来。自力更生的原意是鼓舞人民群众依靠本国力量发展经济，它与利用资本主义并不矛盾。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就深刻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交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了。列宁也曾指出：“社会主义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4）
建国初期，对于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利用资本主义并无疑义。50年代，在自力更生和主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同时，我们也曾积极开拓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到1957年，我国已同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并同其中24个国家签订了间贸易协定或议定书。当时，我们同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联邦、意大利等都建立了贸易关系。1957年，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比1952年增长了6倍多。尽管当时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但我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家进口了许多经济建设急需的物资。
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当时，日本经济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为了同西欧竞争，大企业集团打算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扩大出口。中国有关部门抓住这一时机，于1963年6月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打开了国家从技术上中国的缺口。随后，又从英国、法国、联邦、、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9个国家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龟子和精密机械等成套设备和技术，共84项。
但是，6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中，、集团推行极左线，严重了自力更生的方针。他们引进技术是“崇洋媚外”、“爬行主义”，出口创汇是“资源”、“外汇挂帅”，他们还把按照国际通用的原则做买卖为“右倾迁就”、“丧权辱国”、“叫牵着鼻子走”，并集中对外贸易部为“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谈资色变，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交往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等工作受到严重干扰。1973年，尽管集团已经，但这种极左线并未得到纠正。这时，出来抓外贸工作，其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并没有被这种“左”的压倒，他以一个家的胆略和气魄，本着实事求是的，明确提出了不要把自力更生与利用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原则，对“左”的思想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当时我国外贸领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能否利用国外信贷资金的问题。7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许多国家的闲置资金找不到出，因此，千方百计试图挤入发展中国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由于“左”的思想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迈不开步伐。1973年6月7日，银行的同志在向汇报历年来的资金运用情况时，特地就这一情况进行了汇报。他们说：我们可以从外国银行得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的外汇信贷资金，但是在国内碰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即这样做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党的线，以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二是方法问题，即要把国内的一些规矩变动一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利用国外的信贷就行不通。听后立刻明确指出；“你说的，一个是不的问题，一个是规章制度问题。我看，首先要弄清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立一个新的办法，要把一些界线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有条有理，不会和国内冲突的。总之，只要承认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来。”针对当时左的思想的，他还特地指出：“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住。当然还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过去没有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有些同志没有看到，所以要向他们解释这些。”（5）
还从理论上对利用国外资金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说：“这和过去上海、天津那些银行、钱庄一样，看到哪家生意做好了，就找上门来了，无非是要些利润。这就是马克思讲的平均利润率。你信誉好的时候人家找上门来，不好的时候就要逼债。”（6）
的这些和论述对当时盛行的“左”的思想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击。根据的，中国银行在“”中、后期开办了对国内企业的外汇贷款业务，尽管数量不大，但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并且摸索了宝贵的经验。
70年代初，能否利用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也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有人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自力更生。其实，利用国外资源，发展来料加工业，是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曾走过的道，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当时，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对我国也非常有利。70年代初，国际上的产棉大国是美国，但美国不会大搞棉布出口，因为它当时的工时工资是3.8美元，搞棉布加工不合算。英国是靠纺织工业起家的，但到70年代，英国的工时工资是1.6美元，搞棉布加工也不合算。日本50年代曾大量出口棉布，但当时日本的工时工资也达到了1.9美元。这些国家的工时工资水平都大大高于我国，我国当时的工时工资只有1角外汇人民币。因此，我国棉布的生产成本大大低于这些国家，价格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当时，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也生产棉布，但纺织工业水平不及我国，因此，我国的棉布出口是很有前途的。
根据对上述情况的分析，1973年10月，在听取外贸部副部长陈树福等同志汇报广州交易会的情况时，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他说：“我们是要自力更生的。但是，现在国内棉花不够。……国内棉花要做到自给有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有人怕用外国的棉花靠不住，其实，计划中打算用的国内棉花，有时也有靠不住的。买到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以赚一笔钱；买不到棉花，无非是赚不到这笔钱就是了。买外国棉花有时靠不住，事先就要预料到。如果三年或五年中有一年买不到棉花，其他年份能买到，还搞不搞？我看还是要搞。要长期搞，这样搞是合理的。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7）
不仅主口棉花加工棉布，在这次讲话中，他还提出要进口钢材，加工小五金产品出口。他说：“进口一吨好的钢材加工小五金出口，可换回四五吨钢材。搞小五金出口，我们潜力很大。我看要定产品，在京广、陇海、浙赣、胶济等铁沿线，选好工厂，专门生产。”“这要作为一个方针提出来，从创造外汇的全局着眼来搞。外贸这样做，方向是对的。”
的这些思想与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提出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些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现在这些思想已为全党所接受，但20年前，在“左”的思想的年代，提出这样的想法是要有很大勇气的。这也是的一贯风格，看准了的事，就地说，地做，从不顾及个人得失。60年代初，他看准了包产到户能够解决我国农村的困难，虽然明知道提出这样的观点可能受到，但他还是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事后他因此事受到的严厉，但他并不后悔。这次重新出来工作，他仍然自己的风格。
在有些问题上，同“左”的思想的斗争是针锋相对的。当时“左”的打着自力更生的，反对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1973年，在等同志的主持下，国务院决定从国外进口一套3亿美元的轧钢设备，但“左”的从中进行，他们主张只进口主要设备，不进口附件和相应的原材料。在他们看来，连附件都要进口，了自力更生的原则，是十足的“洋奴”表现。对此，针锋相对地指出：“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8）
正是由于等一批老一辈家的，“”中后期我国在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72年至1977年，中国从十几个国家进术和成套设备，谈成了包括化肥、化纤、石油、化工、轧钢、采煤、火电、机械制造等方面的222个进口项目。
商场如战场。国际市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因此，要在对外贸易中掌握主动，就必须采取灵活的贸易方式。但“”中由于“左”的思想的，人们思想不解放，不敢采取灵活的贸易方式，从而了许多好的贸易机会，造成了不可的损失。1973年至1974年，协助周总理抓外贸时，在这个问题上也做了不少工作。
当时对外贸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能否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的问题。1973年4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布置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尽快购买年内到货的原糖47万吨。当时国际市场砂糖求过于供，货源紧张，价格趋涨。五丰行认为，如果我们立即大量购糖，必将刺激价格上涨，可能出了高价不一定能按时买到现货。为了完成购糖任务，五丰行采取委托商人出面，先在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26万吨，平均每吨82英镑左右。然后立即向巴西、、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买现货41万多吨，平均价格89英镑左右。从5月20日开始，市场上传说中国要购入大量砂糖，纽约、伦敦砂糖市场大幅度涨价，然后，、巴西先后我向其购糖，市价又进一步上涨，至5月22日涨至每吨105英镑。我因购买砂糖现货任务已完成，从5月22日起至6月5日将期货售出，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利润60万英镑外，我五丰行还多赚240万英镑。
五丰行当时为了完成任务，破例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但怕违反政策，事后主动向请示。听取汇报后，当即指出：“我们可以利用交易所。”“交易所是有两重性的；一是投机性；二是大交易的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的投机性的一面，忽视了它是大交易场所的一面，因此，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
后来，专门就此事向国务院写了报告，提出：“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9）。”的和，解除了外贸部门工作人员的思想顾虑，提高了他们的经营积极性。从此以后，在我国对外贸易历史上开始出现了期货贸易的方式。我们不但通过交易所买进商品，也通过交易所卖出商品，贱买贵卖，又买又卖，搞活了外贸。
对于对外贸易方式中的其他一些问题，这一时期也有许多论述。例如；关于如何扩大市场的问题，他就指出：“要巩固和扩大西欧市场，千方百计打开美洲和其他市场。”“保持发展高档货，重点发展中低档货”。“要以较低的售价进入新的市场，先进入市场，占稳之后，再按情况逐步提价”。“要充分利用德信行和其他商人”，“要充分利用。”等等。的这些论述，在当时，对于指导我国的外贸部门采取灵活的贸易方式，扩大国外市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要彻底纠正“左”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但这一时期的这些活动，对于一定范围内，特别是对于外贸领域冲破“左”的，正常工作，探索新形势下外贸工作的新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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