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现代史略有所闻的人都知道，水门事件引发的风暴使尼克松丢掉了总统宝座。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尼克松将白宫办公室的工作谈话秘密录音是导致他辞职的直接原因。从法律角度看，如果没有白宫录音磁带的存在，尼克松很可能不会辞职下台。尼克松本人曾极为懊悔地哀叹：“我了我自个儿。”（此语是尼克松1977年接受英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弗罗斯特[David Frost]采访时的谈话。）
根据美方已解密的中美首脑会谈档案，1973年11月12日，会见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时半开玩笑地问道：“为什么你们国内，对水门事件这个屁事那么在乎？”中方翻译唐闻生说她不能直译“屁事”一词，因为此语意为“放屁”。话到此时，以及参加会见的总理和姬鹏飞外长都笑了。中方解释说，“屁事”在这里只是个比喻，意为那只不过是小事一桩。
那么，水门案这个“屁事”为啥会演变为美国史上前所未有、惊心动魄的大案要案？尼克松究竟是不是水门案的者和策划者？他为何要将白宫办公室的工作谈话录音？白宫的录音系统与尼克松下台之间究竟有何关系？美国最高法院在水门案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水门事件对美国体制造成了哪些影响？所有这些问题，都要从1972年在水门大厦发生的一起案从头谈起。
水门大厦地处美国首都特区西北区风景秀丽的波托马克河畔，由一家五星级饭店、一座高级办公楼和两座豪华公寓楼组成。大厦正门入口处有一个小型人工瀑布从高处飞流直下，水花飘舞飞扬，使整个建筑群有了“水门”的美称。
水门大厦与市区15街的麦迪逊饭店齐名，是美国上层社会的象征之一。大厦距国务院和肯尼迪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只有两条街，离白宫、大厦和五角大楼也很近。公寓楼里的住户大多是内阁部长、国务院、议员和白宫高级幕僚。水门事件中的两位重要角色——尼克松竞选班子的主管、前司法部长米切尔（John Mitchell）和尼克松的女秘书玛丽·伍兹女士（Rose Mary Woods）恰好也是水门大厦的住户。而办公楼的第六层当时是美国党全国委员会的总部。
1972年6月17日凌晨，水门大厦的保安偶然发现从地下车库通往大厦的门锁两次被胶布贴住，他便立刻报警。当时正在附近巡逻的警车恰好需要加油，警方只得传呼两位特警支援。由于特警身着便服，所以没有引起望风报警人的注意，结果，警方出其不意地抓获了五个潜总部安装和文件的嫌犯，其中一位名叫麦克德（Jams McCord ）的嫌犯曾是中央情报局特工，现任尼克松总统竞选班子（Committee to Re-elect the President）的安全顾问，另外四个伙计是反卡斯特罗的古巴。后来的调查发现，负责遥控指挥这次行动的人物居然是白宫特别助理亨特（E.Howard Hunt）和尼克松竞选班子的法律顾问利迪（G.Gordon Liddy）。
那么，尼克松究竟是不是水门案的幕后者和策划人呢？30年后的今天，历史学家和水门事件专家已经可以比较肯定地回答：第一，尼克松不是这起案的直接者和策划人；第二，尼克松从未批准对党总部进行的任何密谋或行动计划；第三，尼克松事先对水门案一无所知，他本人在《迈阿密论坛报》上首次得知水门案，当时感觉这是个玩笑。
从案发现场分析，水门案的具体策划者和指挥者是一帮既无美国常识又缺乏基本间谍技术训练的傻冒儿。
首先，对美国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美国体制中的政党只是一种极为松散的组织，所谓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实际上只是一个负责对外公关的事务性部门，绝非党和国家的领导中枢。在水门大厦总部，党的竞选班子从未召开过与竞选战略有关的会议，党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决策内幕的绝密文件更不可能会存放在这里，试图在此地安装和绝密文件纯粹是弄错了目标。多年之后尼克松一直都在纳闷，这帮蠢货怎么会对这个毫无情报价值的目标搞？（[美]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译本]，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5页。）
其次，既然要潜入警戒外松内紧、素有“豪门大厦”之称的水门大厦玩的脏活儿，那就应当派出一位训练有素、象特工007那样的谍报高手。谁料想，策划者派出了由五位生手组成的浩荡队伍。他们不但撬门扭锁的手艺糟到极点，而且还了用胶布贴住门锁的错误。当特警把他们堵在屋里后，人数占优的这五位仁兄惊惶失措，乖乖地束手就擒，一点儿或越墙而逃的举动都不敢有。
最后，既然行动由白宫幕僚直接指挥，就该有个之策，绝对不能白宫幕僚涉嫌的丝毫马脚。可是，麦克德的身份是总统竞选班子的顾问，在另外两位案犯身上又搜出了白宫助理亨特的私人电话号码。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案发之时亨特和利迪正在与大厦隔街相对的约翰逊旅店（Howard Johnson）遥控指挥，见大事不妙，他们立刻仓惶出逃，竟然遗留了文件箱和连号的百元大钞。《邮报》记者根据百元大钞线索持续追踪调查，终于发现这些钱源自党的捐款和竞选经费。
总之，水门事件留给后人的感觉是：鬼迷心窍、胆大妄为的白宫幕僚一堆令人难以置信的低级错误，最后把国家最高元首也拖下水，淹得半死不活。
那么，尼克松手下的白宫助理和顾问何以胆大包天策划和施行这起的案？尼克松一向以精通谋略著称，为什么任用这帮傻冒儿充任白宫助理和顾问？此外，既然尼克松最初对水门案一无所知，为何又会丢掉总统宝座？还有一些人填膺，在案后高声：“这个骗子是咋当上总统的？”
所有这一切，都要从尼克松的个人经历、他的越战政策、白宫幕僚班子以及美国体制的特点入手分析。
尼克松1913年生于，自幼家境贫寒，但始终勤奋好学。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后同时被哈佛和耶鲁大学录取，但因家境窘迫，只得就读于家乡的三流学府威特尔学院（Whittier College）。
大学毕业后，尼克松获得全额学金，就读于著名的杜克大学院。1937年，他以院前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当尼克松踌躇满志申请华尔街著名律师事务所和联邦调查局的律师职位时，却吃了一连串闭门羹，他只好回到西部老家，屈就在家乡小镇上的一个三流律师事务所里。
当时的联邦调查局绝对是挑花了眼。尽管貌不惊人，但尼克松绝对是一个心雄万夫、野心极大的人物。二战期间他参加海军，屡获嘉，官拜少校。1946年，33岁的尼克松刚刚脱下军装，缺乏从政经验，但却冒险决定竞选议员。在当时美苏冷战和保守高涨的背景下，他采取党对手是“新政人”的竞选策略，以微弱优势获胜，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众议员之一。1950年，尼克松故伎重演，经过一场对手和带有强烈人身色彩的激烈选战，他赢得了的席位。
在尼克松早期生涯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在，他大力支持杜鲁门的遏制战略，积极参与调查人渗透和美国的活动，在著名的希斯间谍案中一举成名。（希斯[Alger Hiss]曾任美国国务院官员，党人，于1948年被是特区美国间谍网，曾向苏联提供国务院。后因罪被5年。）在，他一度麦卡锡推行臭名昭著的麦卡锡活动。
1952年，年仅39岁的尼克松赢得党提名，出任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竞选搭档。1953年，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个最年轻的副总统。（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是布莱金瑞奇[John Breckinridge]，他36岁时出任布坎南总统[James Buchanan，1857-1861任职）内阁的副总统。）
与深受克林顿器重的戈尔（Albert Gore）和在小布什（George W.Bush）内阁中权倾一时的切尼（Richard B.Cheney）这两位副总统不同，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中倍受冷落。在八年副总统生涯中，他的角色大致相当于国务院礼宾司司长。作为总统的外交特使，尼克松迎来送往，马不停蹄，先后出访过53个国家，获得了丰富的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1959年他出访莫斯科时，因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而名声大振。（1959年访苏期间，在莫斯科“美国住房展览会”开幕式上，尼克松与赫鲁晓夫在“厨房展厅”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因这次辩论，尼克松赢得了“勇敢面对”苏联领导人的声誉。）
1960年，尼克松出马竞选总统，经历了一次令碎的失败。前夕，他与党候选人肯尼迪进行了美国总统选战中第一次电视直播辩论。当时，收音机前的多数听众认为，才思敏捷、思想深邃的尼克松略占上风，但电视机前的多数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却一致认为，家世显赫、哈佛毕业、形象英俊、风度迷人的肯尼迪占居了绝对优势。一个月后，尼克松以微小劣势败北。在普选选票中，肯尼迪得票率为49.7%，尼克松得票率为49.5%，两人只相差千分之二。党的选举专家认为，尼克松实际上是输在新闻搞的电视辩论上了。林肯总统其貌不扬，若搞电视辩论，他恐怕也是输多赢少。
刚结束，就传出了党舞弊和重复投票的丑闻。在当时党的传统地盘伊利诺伊州和得克萨斯州，肯尼迪获得的选票居然大大超出这两个州党登记选民的人数。面对选举舞弊的传闻，尼克松比2000年时的戈尔有风度得多，他不同意重新计票。在其名著《六次危机》中尼克松写道：“如果我要求重新计票，新的组织以及旧对新在职权上有秩序的移交就可能推迟数月，整个内部局势将乱成一团。……依我看来，将会在全国造成无法估计的和持久的损害。”（尼克松：《六次危机》[中译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28页。）
可是，新闻并不赏识尼克松的君子风度。美国新闻界历来是“化”的大本营，基本立场属于中间偏左，而尼克松是极，靠成名，并一度积极支持麦卡锡，与新闻界结怨极深。尼克松也缺乏里根和克林顿那种擅长与打交道的天赋，在当时的笔下，尼克松以擅长著称，被封上了“狡猾的迪克”（Trick Dick）的，其言谈举止也常常是主流和脱口秀节目挖苦的对象。
两年后，尼克松竞选州长之职，再次一败涂地。由于连遭败绩，而且面对充满的，尼克松黯然神伤，不得不退出舞台，在纽约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宣布退出政坛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愤愤不平地向表示：“今后不会有个叫尼克松的人让你们踢来踢去了。”
当时多数观察家认为，今世“狡猾的迪克”将与无缘了。但实际上尼克松只是暂时偃旗息鼓，暗中仍在积蓄力量，谋划东山再起。1968年，他抓住党总统因越战政策失误而大失的良机，冒险出山，打出了结束越战、从重打击刑事犯罪、恢复法律和秩序的旗帜，再次出马竞选总统。凭着屡败屡战的韧性和远瞩的谋略，他终于险胜党对手，登上了总统宝座。
虽然攀上了的顶峰，但尼克松的内心深处却总有一种不安全感。作为一个职业，他一生中相当多的一部份时间不得不花费在其本人深恶痛绝的各种竞选活动中。他虽然靠竞选出人头地，但历次竞选期间的巨大压力、目睹的世态炎凉和对他的刻薄和挖苦，以及一度连遭败绩的经历，都己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
另外，尼克松的口才和仪表平平，缺乏伟大人物那种举重若轻、超凡出众的个人魅力（Charisma），而且早年还有被联邦调查局和著名律师事务所拒之门外的尴尬经历。这些因素和经历对他的性格影响颇深。当年深受尼克松提携、重用的基辛格博士曾在回忆录中多处描述了尼克松既刚愎自用、过份自尊又优柔寡断、自负自卑的性格。曾在尼克松的竞选班子中出任首席经济顾问的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也注意到，尽管尼克松是自威尔逊总统（任期1913-1921，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以来智商最高的美国总统，但这位总统大人平时的谈吐行事却不够自信。
对于即将来临的1972年总统选举大战，尼克松疑神疑鬼，焦躁不安。一方面，他极想连任总统，以美国历史上首位干满两届副总统和两届总统的身份主持1976年美国二百周年庆典；另一方面，他又缺乏战而必胜的信心，对竞选连任的前景忐忑不安。尼克松左右的知道，1960年以千分之二差距“险败”，对尼克松身心极深；1968年以微小差距“险胜”，同样使尼克松胆颤心惊。为了确保在1972年中获胜，他的竞选班子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寻找能够击中党候选人要害的重磅炮弹，以求增加竞选胜利的保险系数。
美国越战泥潭是影响尼克松连任的最大障碍。越战失败不仅削弱了美国的国际战略地位，而且引发了国内的和。声势浩大的反战、规模空前的黑人种族、激进失控的校园运动与因军费浩大而引发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相互交织，使美国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无序和混乱。在1968年向尼克松移交这个烂摊子时，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忧心忡忡地说：“当前国内外的各种问题，也许比林肯以来的历届总统面临过的问题都要严重。”
尼克松是位现实主义家，崇尚实力地位，他结束越战的方针很明确，那就是“先打再谈、体面撤军”。在他看来，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同样得不到。只有强大的军事压力，才能对手回到谈判桌上，接受对美国有利的停战条件。用他自己的话说：“法国曾为留在越南而战，美国却为撤出越南而战。”（尼克松：《不再有越战》[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可是，这种“先打再谈、体面撤军”的战略必然会引起、新闻和广大的强烈反对。在美国分权制衡的体制中，甚至高度机密的外交政策也是通过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来体现的。除了总统、白宫幕僚和行政机构之外，其它各种力量如、政党、利益集团、新闻、、思想库等同样参与或影响决策。这种体制的明显弱点是极易泄密、相互扯皮和决策效率低下。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认为：“在指导国家的对外关系方面，绝对不如其它。”（〔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60页。）美国最高法院大布兰戴斯（Louis D.Brandeis，1916-1939任职）也曾指出：“1787年制宪会议奉行分权原则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要杜绝。”
作为老手，尼克松对美国制度的弱点洞若观火。为了尽快摆脱越战僵局，他独断专行，铤而走险。1969年2月，尼克松连招呼都不向打一声，秘密轰炸北越在柬埔寨的军事和军用公“胡志明小道”，悍然将越战扩大到柬埔寨。柬埔寨当时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巴不得美国空军早点儿把北越军队炸走，所以对美军狂轰滥炸一声不吭。而北越自知在中立国建立军事，挨了却也不敢声张。这样，这场不宣而战的秘密战争开打几个月后才被《纽约时报》于1969年5月9日。尼克松如此目中无人、大胆妄为，把议员们气得。
轰炸事件后，引发了国内更为激烈的反战浪潮。尼克松一不做、休，干脆派遣数万美军大举入侵柬埔寨，彻底北越的后勤。更有甚者，他后来冒着与中国和苏联摊牌的风险对北越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北越领海，切断来自中国和苏联的军事援助。前任总统们十几年来不敢任意胡来的事，尼克松一夜之间几乎全干了。这一系列战争升级行动激起了全美各地空前绝后的反战，大学校园里瓦斯弥漫、横飞，两院中争执不休、吵成一团，一些议员强烈要求“战犯”尼克松。
新闻当然更不会放过尼克松。1969年4月1日，委员会向尼克松提出了结束越战的几套预案，其中包括一项单方面撤军的参考预案。五天之后，《纽约时报》就透露消息说美国正在考虑单方面撤军。对南越阮文绍来说这无疑是，北越军民则士气大振。同年5月1日，《纽约时报》又泄露了美国战略核力量的国防机密，其中包括美国战略导弹系统的各种改进方案。尼克松对泄密，他白宫幕僚：“，新闻界是我们的敌人。”
更要命的是，1971年6月，前雇员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出于反战目的，将工作之便获得的一批美国越战决策的绝密文件捅给了《纽约时报》和《邮报》。这些文件清楚地表明，美国在越战问题上和了美国人民。由于这些文件涉及国防机密，联邦司法部心急如焚，要求联邦法院立即新闻发表绝密文件。司法部认为，公开这些绝密文件，其后果将是增加美人的伤亡，盟国之间的合作，极大地增加与敌方谈判的困难并延长越南战争。
可是，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纽约时报公司诉美国[New York Times Co.v.United States，1971]）中以6比3三票之差了司法部的请求。在法院中，大斯图沃特（Potter Stewart，1966-1986任职）有针对性地指出：“与议会制的总理相比，美国总统在国防和外交这两个重要领域中拥有巨大的性。”“由于缺乏在其它领域中的制衡机制，对国防和外交领域的政策和的唯一有效的只能来自的团体。只有具备必要信息和的才能的价值。”斯图沃特的结论是：“尽管我认为行政部门关于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但我不能说文件的透露会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直接、立刻和不可的损失。”
在结束越战问题上尼克松扮演了一个难度极大的角色。他既要进行大规模军事冒险，又要通过的外交谈判促成停战和撤军，同时还要应付国内反战运动、新闻的、内部的泄密和新闻的联邦最高法院。面对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局面，为了稳住阵脚，缓解危机，尼克松采取了两项影响深远的措施：一项是向“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直接呼吁，另一项是建立白宫的反间谍班子─“管子工”（Plumbers）。
“沉默的大多数”是尼克松发明的术语。按照尼克松的保守观点，那些鼓噪、反对越战的人其实只是美国社会中的少数人。这些反战焚、拒服兵役、、自流、吸毒。由于新闻的，他们、大喊大叫，让人误以为是美国社会中多数人的意见。但实际上，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希望国家陷入一败涂地、动荡的局面。可是，由于的片面报导，大多数美国人处于沉默之中。尼克松：“我制定的政策是为国家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了满足大喊大叫的少数人。”（[美]莫尼卡·克罗利：《冬天里的尼克松》[中译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为此，1969年11月3日尼克松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呼吁：“伟大的们！沉默的大多数！我请求你们的支持。”“让我们团结起来争取和平，让我们也团结起来避免失败。我们应当懂得：北越不能使美国失败或，只有美国人自己才能使美国失败或。”（《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57页。根据英文原版有所改动。）这次电视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听过的美国人中尼克松的支持率高达77%，白宫还收到了8万多封表示支持的电报和信件。一定程度的支持，为尼克松实施“先打再谈、体面撤军”战略赢得了回旋余地。
自恃赢得了“沉默的大多数”的认同，加上后来在外交领域的重大突破和停战撤军的初步，尼克松有点儿得意忘形，自认为可以超越党派，直接与对话，赢得胜利。在筹备1972年时，尼克松一反常规，抛开了传统的党助选机器，自己筹建竞选班子。事明，尼克松此举不但使自己在树敌众多，而且为水门案埋下了伏笔。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厄尔温（Sam Ervin,Jr.）认为：“如果尼克松总统将竞选连任的任务委托给党的助选班子，那就不会有水门事件。党的班子能够分辨，像水门这样的行动已超出了的范围。可是，尼克松却把控制竞选的交给了自己的。这帮人除了是他的之外，在和事务方面几乎毫无经验。”
“管子工”是白宫反间谍班子的代号，因其任务是调查泄密原因和堵塞漏洞，故名。尼克松认为，泄露的外交和军事情报都是通敌行为，必须认真调查，严厉惩处。可是，由于新闻受第一修正案，所以调查的重点只能集中在部门。出任总统后，尼克松对隐私权的，以为名对涉嫌泄密者进行大规模电子和信件检查。1971年6月，在“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中败诉后，尼克松大发雷霆，白宫幕僚可以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采取各种必要的手段和措施，对泄密行为进行和打击。“管子工”成立后，大肆调查涉嫌泄密者的各种线索，，不择手段。他们曾经夜闯艾尔斯伯格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偷窃医疗档案，寻找证明艾尔斯伯格是间谍的。更有甚者，“管子工”还暗中策划，打算在派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投掷燃烧弹，然后趁乱找回丢失的。但由于风险过大，战绩平平，“管子工”于1971年底宣告解散，其部份转到尼克松的竞选班子当差。半年之后，正是利迪和亨特这两位原“管子工”中的在水门事件中惹出了弥天大祸。
利迪是律师出身，打过韩战，当过检察官，干过联邦调查局特工，受过一点儿驾驶飞机、低空跳伞、擒拿格斗之类的训练。亨特是中央情报局特工出身，曾负责秘密召募和训练古巴籍雇佣军，参与过1961年的“猪湾入侵”军事行动。（1961年4月，中央情报局装备和训练的1400余名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乘美国运输舰在古巴南海岸的猪湾[Bay of Pigs，又译吉隆滩]地区登陆。这次军事行动在登陆短短两天后被彻底击败。）但是，利迪和亨特都没受过真正的间谍训练，也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比如，他们主持的偷窃医疗档案行动采取的手法竟然是破窗而入、砸开保险箱瞎翻的“业余”手段。
利迪和亨特虽然见识短浅、武功平庸，但却是野心勃勃、胆大妄为。他们名义上担任竞选班子的法律顾问和白宫特别助理，实际上负责搜集党对手情报和实施特种行动。由于《邮报》专栏作家安德森（Jack Anderson）在专栏文章中泄露了一些机密，利迪和亨特便谋划了几套暗杀安德森的具体方案。由于白宫高级幕僚担忧引火烧身，这项暗杀行动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1972年1月，在联邦司法部长办公室，利迪向司法部长米切尔、白宫律师迪安（John Dean）等人提交了搜集情报和打击对手的计划。其主要内容为：党人电话，；雇佣勾引党竞选班子和总统候选人，用隐藏的摄像机场面，以此对手和换取情报；打击那些在幕后组织、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党人士，把这些人物秘密到拉丁美洲国家。听完这个绝伦的计划，即将辞职出任竞选主管的米切尔说：“希望你回去想想，拿出一些更现实的方案。”遭到否决后，迪安让利迪又制定一套新的方案。在新计划中，利迪删去了不够“现实”的部份，保留了和文件的行动。
不过，利迪虽然制定了和文件的计划，但他并没有锁定水门大厦。利迪后来在回忆录中声称：“我知道，我从未选定将水门大厦作为目标。我一直认为这是个很傻的想法，因为有其它更好的选择。”
究竟是谁策划和闯入水门大厦搞，至今仍然莫衷一是、众说纷纭。20多年之后，经水门事件专家考证，幕后策划人是白宫律师迪安。
可以说，如果没有越战引发的反战运动和泄密问题，很可能就不会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管子工”；如果没有素质、胆大妄为的“管子工”，很可能就不会有水门事件。
那么，尼克松为啥放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这些现成的情报特工部门不用，偏要另起炉灶，组建白宫“业余” 反间谍班子呢？其主要原因是，在美国的体制中，总统必须和其它部门分享。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虽然在原则上对总统负责、归总统领导，但和联邦法院也有权监督和这两个部门的。它们都必须按期向报告工作，回答质询，接受监督。根据1947年《法》，严禁中央情报局进行国内情报活动和国内事务，而联邦调查局的行动必须遵循联邦法律的程序。
尼克松上台之初曾联邦调查局采取行动，对涉嫌泄密者的办公室和私宅进行电子和检查。可是，由于这种的行动未经法院授权，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J.Edgar Hoover）一方面勉强同意部署，一方面又借此要胁白宫，要求继续任命他担任局长。尼克松执政初期，胡佛局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都是党人，他们与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肯尼迪（John F.Kennedy）、约翰逊等党总统关系密切、称兄道弟，对党总统尼克松却是一付公事公办的态度。由于最高法院在最新判例中对电子予以严格，联邦调查局后来干脆与白宫合作。
美国总统的幕僚一般通称为白宫班子（The White House Staff）。立宪建国之初，美国总统的幕僚只是白宫里的办事员和勤杂人员。一战时期的学者总统威尔逊总共也只有三位行政助手，常常是他本人负责起草和回复白宫的大部份文件和。直到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大大强化了行政部门的。经1939年《行政改组法》授权，罗斯福总统正式建立了总统助理和幕僚班子。此后，历届总统都利用行政命令和立法创议等方式不断扩大幕僚班子的规模和权限。
在尼克松执政时期，白宫班子的地位和登峰造极。白宫班子主要由白宫办公厅、委员会、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经济顾问委员会、政策发展办公室等部门组成，其主要包括白宫办公厅主任、白宫新闻发言人、事务助理、国内事务助理、总统经济顾问以及其他各种冠以总统助理、特别助理、高级顾问、特别顾问之类头衔的总统私人助手。这些机构和人员皆由总统自行任命，受总统直接领导，无需同意和批准。尼克松上台后把白宫班子的规模扩充到3000余人，比罗斯福时期增加了10倍以上，白宫幕僚大有取代内阁行政部门成为总统决策和施政的主要工具之势。
在美国的体制下，内阁部长的提名和任命往往受到党派、利益集团、族裔比例、、批准等复杂因素的制约，所以，很多内阁部长并非总统的或忠诚者。正因如此，林肯、威尔逊、罗斯福、尼克松这类“强人总统”都不喜欢正式的内阁会议，重大决策极少经过内阁讨论。另一个背景原因是，内阁各部机构庞杂，官僚主义盛行，决策效率低下，使总统望而生畏。此外，内阁各部中的职业文官背景复杂，难以驾驭，他们对走马灯般更换的总统并不忠心耿耿。因此，总统对行政部门的忠诚程度和保密能力一向缺乏信心。
相比之下，白宫幕僚班子能够比较好地满足总统的保密和需要。幕僚们长期总统，善于领会总统意图，对总统唯命是从，是总统意志最的执行者。他们利用能够经常接触总统的机会出谋献策、参政议政、夺宠、竭尽，直接参与重大决策的制订和具体执行，严重了传统上属于行政部门的职权。正是这些“既非选举产生，又未经立法部门批准任命的无名助手，对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作出重要决定”。这一违反原则现象的出现是制宪先贤始料不及的。
与内阁各部相比，白宫幕僚班子具有精明强干、反应敏捷、指挥灵活、智囊众多、富有创意的优点，在集中总统、协调各部门工作、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起到了良好作用。但是，总统重用白宫幕僚并使其于内阁之上极易造成严重弊端。
首先，大量掌握在白宫幕僚手中，使对行政部门的监督失去意义，了美国体制中分权与制衡的基本原则。
其次，白宫幕僚只对总统一人负责，他们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借机追求个人荣耀和影响高层决策的，使民选总统养成唯我独尊的帝王心态，使染上总统个人色彩。
最后，白宫幕僚的升降沉浮全凭总统一句话，为了得到赏识和重用，一些志大才疏、野心勃勃的无名之辈不惜铤而走险、违法乱纪、，一旦闯出大祸必将殃及总统。
另外，总统选择幕僚时往往比较注重个人忠诚而非经验或能力。尼克松因缺乏个人魅力，所以在这方面显得格外突出。他所重用的高级幕僚，除前哈佛大学教授基辛格外，绝大部份都是当年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竞选班子出身。这些高级助手虽然对总统忠心耿耿，但却缺乏从政经历以及与和等集团打交道的经验，对情报和特工部门也不熟悉，经他们招兵买马、筹划组建的白宫班子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最后终于惹出了弥天大祸。白宫幕僚们也都是一些“正道”出身的人物，若论盗窃文件、洗钱、暗杀之类的武功，他们与心辣的党相差甚远。在整个水门事件过程中，尼克松的幕僚表现出的应对危机的能力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在尼克松授权下，总统国内事务助理埃立希曼（John Ehrlichman）跋扈，把涉及国内事务的行政部门置于自己领导之下，内阁部长竟然要定期向他汇报工作。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H.R.Haldeman）权倾朝野，主持处理综合性大政方略，未经他点头，内阁部长和议员都无法面见总统，以致有总统“看门狗”（the presidents son of ）之称。当尼克松出访时，霍尔德曼实际担负“代理总统”的重大职责，副总统阿格纽（Spiro Agnew）纯粹是个摆设。这种现象逐渐引起的关注和不满。
在外交领域，总统事务助理基辛格独揽，成为尼克松制定外交和军事战略的主要顾问。他们两人对外交战略的看法极为一致：超越意识形态，注重国家利益，秘密外交，忽视程序。基辛格瞒天过海之术，把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国务院、外交和军事委员会以及无孔不入的新闻界全都蒙在鼓中，象个超级间谍一样进行全球秘密外交活动，接连走出怪招险棋，诸如缓和中美关系、结束越南战争、签订美苏战略武器条约、中东和平谈判等重大外交活动竟然都以秘密外交的手段完成，而尼克松则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用电视讲话向全世界宣布秘密外交的惊人突破，把毫无心理准备的新闻界、内阁行政部门和得目瞪口呆。由于早年的背景，当打破中美关系坚冰时尼克松反而无所，大胆地往前走。相比之下，党和新闻的派因担心被扣上“”的帽子，根本没有魄力提出一项改善中美关系的外交战略。
人们可能会有疑问，号称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三权分立号称是美国的基本特征，可是美国总统在外交和军事领域的行为有时简直就象罗马帝国的帝王。这种奇怪现象常常使一些美式的人们深感疑惑和失落。
这个问题，实际上与美国对总统外交和战争的含糊以及外交和军事的特殊性质有直接关系。根据，外交事务的由总统和分享。比如，总统有权代表国家与外国缔结条约和任命大使，但缔结的条约和任命的大使需经批准。但是，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外交事务具有高度保密和机不可失的特点，必须及时作出反应和果断决策，不可事经过程序由议事公开、反应迟缓的主导决策，这样，总统必然在外交事务中居于支配地位。在寸土必争、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外交的实质是在综合国力的基础上以各种手段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使用武力是外交的实力基础和解决国际争端的终极手段，因此，在外交政策领域不可能象国内那样强调分权制衡和程序。但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搞的“秘密外交”的确有点儿，必然引起和行政官僚部门的极度不满。
在战问题上，美国只有拥有宣战权。然而，总统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在实际运作中掌握了战争。历届总统都认为：兵贵神速，机不可失，当处于危急状况时总统有权作出紧急军事决策。在立宪建国后短短200余年中，美国总统调遣军队出国作战高达150多次，但只有5次由正式宣战——即1812年美英战争、1848年美墨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美国进行的几场大规模战争和军事行动，如朝鲜战争、古巴、越南战争、入侵柬埔寨等军事行动，事前都未经授权或批准。其中以尼克松秘密轰炸柬埔寨之战最为恶劣。1973年，美国著名学者小阿瑟·施莱辛格惊呼：在战争与和平这种攸关的问题上，美国总统已成为“帝王”（absolute monarch）。
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松执政时期“帝王总统”的已出现由外交和军事领域扩展到国内政策的趋势。如总统未经授权便擅自撤销经济机会办公室（The 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总统采取拦截拨款的手段；白宫建立秘密特工机构“管子工”，采取各种非法手段打击国内；白宫幕僚独揽，于内阁行政部门之上。这些与背道而驰的反常现象引起了和的极大不安和。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水门事件。
水门案事发之初并不重视，《纽约时报》只在极不显眼的角落刊登了这则消息，当时更没人想到此案会牵涉白宫。在当时的测验中，尼克松的支持率已领先党对手高达28%之多（64%对36%），根本没必要搞这种小动作。
6月17日案发之日恰好是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六，《邮报》的大牌记者们都已外出度假，没法子，值班编辑只得呼叫两位初出茅庐的“三流”记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让他们在周末加班加点调查和采访此案。两位年轻记者好高骛远，听说这是一个“三流盗窃未遂案”，起初心中老大不乐意。当时没人会相信，他们对水门案的调查和报导会改变美国历史。
伍德沃德是耶鲁大学毕业生，当过海军军官，头脑敏锐，胸有韬略。他曾被哈佛大学院录取，但却临时改变主意，一门心思要当个新闻记者。可是，在《邮报》无薪试用实习两周后，因文笔平平被扫地出门。看来，当邮报记者比考哈佛耶鲁还难。但他不灰心，三天两头打电话缠着主管编辑，把编辑弄得不胜其烦。这位编辑的妻子：这种死打烂缠的主儿似乎适合当个调查记者。就这样，伍德沃德侥幸在水门案发生前不久重回邮报。
伯恩斯坦才华横溢，富有创意，文字能力很强，但漫无纪律，吊儿郎当。他曾将租来的车忘在停车场，给邮报造成巨额赔款。水门案前，正在考虑解雇他。
正是这两个不起眼的小记者，以侦探的毅力和冒险发现并挖掘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丑闻。
案发当天下午，嫌犯在法院接受，主要程序是在面前过一下堂，安排一下待审事宜。伍德沃德前去旁听，但无精打采。当询问嫌犯麦克德的职业时，此公小声回答：“安全顾问。”追问：“哪儿的安全顾问？”他答非所问：“最近刚从部门退休。”再问：“哪个部门？”但麦克德的回答象蚊子嗡嗡一样。大怒，问道：“到底哪个部门？”麦克德轻声答复：“中央情报局。”听到这个答复，原本昏昏欲睡的伍德沃德兴奋得差点从旁听席上跌落。他敏锐地感到，这回有可能歪打正着，一不留神碰上了个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
次日，两位记者通过局的内线偶然得知，在嫌犯身上搜出的通信录中有亨特的名字和私人电话号码，旁边注有英文缩写“W.H.”。“W.H.”的意思可能是妓院（Whore House），也可能是白宫（White House）。在美国的50个州中，业仅在西部内华达州（美国是联邦制国家，50个州有各自不同的50部州和刑法，内华达州经程序立法业属于经营，对此干预），难道这帮窃贼与远在西部的集团有瓜葛？两位记者判定还是白宫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伍德沃德试着给白宫打了个电话，想一下有无亨特其人，没想到竟然查到了亨特的下落。伍德沃德在电话中出其不意地问道：为什么在水门案犯的身上有你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亨特毫无心理准备，措手不及，他惊叫：“天啊！”（〔美〕鲍勃·伍德沃德、卡尔·伯恩斯坦著、杨恒达译：《总统班底─两个物是如何改写美国历史的》，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接着，通过查找电话记录，两位记者发现水门案中的一个嫌犯曾打过很多电话给尼克松的一个竞选办公室，在那里办公的是两个律师，其中一人名叫利迪。
于是，6月20日《邮报》头版以醒目标题爆出新闻：“白宫顾问与水门窃贼有染。”同时还附带一幅漫画：两个警探在调查脚印，脚印一个接一个地最终引向白宫。
接着，两位记者再接再厉，经过一番艰苦卓绝、惊险百出的调查，加上尼克松中一位身居要职的神秘人物提供线索，面授机宜，案情又获得重大突破。他们发现，一笔私人竞选捐款先以洗钱的方式转到墨西哥一家银行，然后存入水门案犯的银行账户。这说明，尼克松竞选班子与水门事件有千丝万缕的瓜葛。《邮报》决心穷追不舍，查个水落石出。一篇又一篇的揭秘文章，象一颗又一颗在美国政坛不断爆炸。
在水门调查案中，向两位记者提供线索的那位神秘高人至今仍然是美国史上最大的谜团。为了消息来源，此公被冠以“深喉”（Deep Throat）的绰号。根据当年的君子协议，只有当“深喉”逝世之后他的真实身份才能被公之于众。在水门事件中，“深喉”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者”，他提供的情报准确而致命，帮助两位记者由表及里地逐步揭开了水门事件的内幕。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深喉”提供情报、指点迷津，《邮报》的总编辑和老板恐怕不敢轻信两个“三流”小记者的“侦探故事”。
《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揭露和报导起初多数是大胆推理和猜测。照常理，尼克松的竞选班子可以采取诉讼的手段联邦法院，要求要么提供或消息来源的真实身份，要么趁早准备好巨额罚款。可是，由于联邦最高法院1964年《纽约时报》诉萨利文（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1964）案判例的，也由于尼克松竞选班子，他们始终没敢用打官司的办法对付《邮报》。对此，连伍德沃德也觉得有些意外。
对于新闻报导水门案和五角大楼文件案时采取“双重标准”，尼克松颇为不满。他认为，对艾尔斯伯格非法泄露绝密文件一案支持，可是，对于闯总部政党机密但并未得手这种较小的案件却激昂、满腔。尼克松挖苦说：“既然《纽约时报》因发表五角大楼而获得普利策，我们也可以照此办理，最好由谁发表一篇，强烈要求授予水门大厦闯入人员以同样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339页。）不过尼克松大概忘了，新闻监督的对象是的，而不是揭露内幕的小民百姓。
《邮报》承受白宫压力最大之时是尼克松赢得1972年之后。从选举人票看，尼克松在49个州获胜，得票率高达96.8%，党对手仅在马萨诸赛州和特区市获胜，得票率为3.2%。自恃有“沉默的大多数”支持，尼克松连任总统后便部署《邮报》。白宫幕僚不仅对邮报重大新闻，而且经常故意找碴，邮报记者采访，明摆着是要砸《邮报》的饭碗。尼克松甚至亲自，通过联邦通讯委员会邮报所属营业执照的更新。在一片萧杀气氛中，《邮报》的股票从每股38美元急剧跌落到16美元。
在此背景下，《邮报》女老板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忧心忡忡：水门事件会不会是一次重大新闻失误？于是，格雷厄姆召见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她担心地问道：“事情最终会水落石出吗？”据伍德沃德回忆，女掌柜当时的语气挺客气，但实际上她问话的真实含义似乎是：“你们这两个小子要把我的怎么办？”伍德沃德只好老实地答复：不能会完全水落石出。令这两个小子吃惊的是，格雷厄姆回答：“永远不会吗？不要跟我说永远不会！”
这位永不言败的女报人出身犹太豪门家族，其父梅耶（Eugene Meyer）是著名银行家，曾在胡佛和罗斯福总统执政年代出任联邦储备委员会。她的丈夫菲利普·格雷厄姆（Philip Graham）毕业于哈佛大学院，曾任法兰克福特大（Felix Frankfurter，1939─1962任职）的法律助理，他与格雷厄姆结婚后开始担任其家族经营的《邮报》总编辑。1961年菲利普不幸因狂躁病饮弹。在风雨飘摇之时，格雷厄姆毅然决定出掌，成为当时全美500家大企业中唯一的一位女老板。
格雷厄姆早年毕业于大学，但婚后20余年来一直是家庭主妇，丈夫时她已年近半百，是4个孩子的母亲。在美国新闻界激烈竞争的下，由一个半出家的中年妇女领导知识精英如云、左右潮流、身列全美500家大企业的大，其复杂和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格雷厄姆上任后很快就表现出意志坚定、魄力惊人、判断准确、知人善人、广交豪杰的良好素质。她在水门事件中的成就已成为美国新闻史上的一座巅峰。
1972年9月29日，《邮报》登出一篇爆炸性文章，揭露尼克松的米切尔掌握一笔秘密基金，专门用来资助窃取党人情报的特别行动。为了深入查证，伯恩斯坦千方百计打探到米切尔的行踪，用电话向他通告了这则新闻。米切尔听后大惊失色，：“如果这些破烂登在上，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奶头会被大绞肉机绞住的！”（《总统班底─两个物是如何改写美国历史的》，第113页。根据英文原版有所改动。）伯恩斯坦听后简直难以置信，便记下了前司法部长不堪的怒骂，打电话告诉总编辑布莱德利（Ben Bradlee）。布莱德利大喜，当即拍板决定将此事在次日登出。为了防止格雷厄姆女士刊登，布莱德雷根本就没向女掌柜请示汇报。
水门事件大白之后，一位医生从给格雷厄姆女士寄来了一个做工极为精致的金质小绞肉机，后来一位作家朋友又送给她一个小巧玲珑的金质小乳房，跟小绞肉机恰好成为天设地造的一对。格雷厄姆把两件宝贝用项链穿在一起，成为一付别具一格的首饰，在社交圈中风靡一时。
新闻虽然广大，但它的作用只是呼风唤雨、制造，在水门事件中，如果没有联邦法院、水门案调查委员会和特别检察官各显，同时巨大压力，单凭《邮报》一家唱独角戏是不可能把尼克松赶下台的。
在《邮报》不断抛出爆炸性新闻的同时，1973年1月8日，联邦地区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水门案。主审约翰·西瑞卡（John Sirica）年轻时是位职业拳击手，以正手勾拳出手极重在职业拳坛小有名气。当上联邦后，他对罪犯毫不留情，动辄判处最重刑罚，绰号“极刑约翰”（Maximum John）。
从党派背景看，西瑞卡是党人，1957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他为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美国的联邦法院体系分为：联邦地区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联邦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联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截止1999年1月，批准任命的联邦分别为：最高法院9名，上诉法院179名，地区法院642名，一共830名联邦。）按常理，他应对涉案嫌犯和尼克松总统手下留情。但他司法原则，超越党派立场，在断案时采用了延期、重刑这两大高招儿，对水门事件的结局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1973年12月，西瑞卡被《时代》周刊评选为1973年度全球风云人物。
美国史上的一个极为有趣现象是，在任命联邦问题上党总统艾森豪威尔似乎缺乏“知人善任”的眼光。有人曾问他：在总统任期内你是否犯误？艾森豪威尔回答：“是的，犯过两个错误。那两个都坐在最高法院。”这两位就是美国最著名的派大（Earl Warren，1953-1969任职）和布伦南（William J.Brennan,Jr.，1956-1990任职）。艾森豪威尔在水门案发三年前去世，假如能多活几年，他犯过的重大错误估计会增加到三个，多出来的那一个毫无疑问“坐在”联邦地区法院。
水门案发后，白宫乱成了一锅粥。尼克松虽然觉得事件绝伦，但涉案人员与白宫和竞选班子直接有关，而且曾参与“管子工”的非法行动，所以必须，把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于是，白宫幕僚进行了一系列行动，包括、向联邦调查局施压要求停止调查。7月1日，即案发两周后，竞选主管米切尔宣布辞职。艾利希曼向尼克松让利迪坦白并承担全部责任，这样才能深入调查，使白宫高级幕僚平安无事。霍尔德曼提出，利迪坦白之后“我们的人员可以上诉请求宽大，理由是利迪是个侦探小说看得太多而误入的可怜的小伙子”。（引自《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345页。）
实际上，如果水门案犯，而且一口咬定此事与白宫无关，他们不太可能因此而遭到重刑惩罚。原因很简单：水门案只是一起未遂案，一无人员伤亡，二无机密泄露，三无财产损失，四无案犯拒捕。换句话说，这只是一个涉及党派斗争的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刑事犯罪案。另外，水门案犯个个身世清白，没有任何犯罪前科。按照美国司法审判的常例，他们只会受到罚款和缓期徒刑的判决。
在法庭审判期间，代表司法部出庭的联邦检察官采取了一种转移视线、大事化小的起诉策略。他和警方已发现的和线索，对水门案犯的背景和来源视而不见，一再强调“利迪就是”。尼克松竞选班子的副主管马格鲁德（Jeb Magruder）也出庭，声称利迪虽然在他手下任职，但水门案完全是利迪一人天马行空、独往胡来。水门案犯们则咬紧牙关，强装硬汉，拒不招出幕后线日判决被告有罪，接下来将由根据法律判定有罪案犯的刑期。
象多数有心人一样，西瑞卡压根儿就不相信水门案犯的。水门案当时已成为万人瞩目的大案，如果就此草草收场，他作为联邦的声誉有可能大打折扣。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中，的党派色彩固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司法判决，但是，由于司法公开和新闻监督，没有任何一位愿意以“”的恶声在司法界。
在审案之初，西瑞卡曾特意提醒检方，陪审团希望了解此案的内幕和，比如谁雇了这帮人？他们做案的目的是什么？谁支付的做案经费？可是他的提醒并没起到应有作用。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中，只是审判的司仪、裁判兼量刑官，如果控辩双方律师故意不使劲，那也只能干着急。但是，当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之后，有权决定案犯的刑期，有权把刑罚定在法律允许的最大或最小范围。
西瑞卡知道，仅靠正常的刑罚恐怕无法水门案犯吐露，此案若要有真正突破，必须采取一点特殊甚至极端的手段才行。作为精通犯罪心理学的，西瑞卡知道，当大祸灾难之初，很多案犯会一时头脑发热，楞充英雄硬汉，可是过后十有都会大喊后悔。此乃人之常情，战场上的英雄好汉其实只是比懦夫草包多勇敢了几秒钟而已。因此，如果用重刑水门案犯，同时把宣布刑期之日尽量延迟，使案犯们头脑冷静下来，用足够的时间闭门思考充当“”的后果和，他们后悔还来得及。
可是，拖延判决并以超乎寻常的重刑案犯，在某种程度上已涉嫌司法权。这么做是否呢？为此，著名党人、水门案调查委员会首席律师戴西（Samuel Dash）根据以往的司法案例主动向西瑞卡提供了法律咨询。据此，西瑞卡一方面设法拖延日期，一方面漫不经心地泄露出可能会给水门案犯判处20年以上重刑的“司法机密”。
西瑞卡的两大高招儿对利迪和亨特没产生什么作用。利迪是律师出身，比较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和审判程序，不太害怕的。案发之后，他摆出了一付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架式，在法庭上不屈，，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主犯。他甚至暗下决心，为了国家利益，即使被白宫方面也绝不会口出怨言。亨特也是经历过一点风浪和场面的人，没把重刑太当回事儿，但他趁机白宫方面，要求提供巨额补偿。
被重刑吓坏的是安全顾问麦克德。他虽然是中央情报局特工出身，但属于安装方面的技术人员，不是那种出生入死的一线间谍。另外，利迪和亨特都只是40出头的人，而麦克德岁数较大，当时已有50多岁，假如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对他来说相当于无期徒刑，再多的补偿也没用。而且，他在特工部门工作多年，深知其中黑幕，担心一旦身陷，大有可能沦为品。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麦克德决定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3月19日，他给西瑞卡写了一封信，内容大意为：水门案犯都受到压力，要他们承认有罪，并保持缄默；此案没有中央情报局背景，但涉及到一些未被识别的高层人士，他们在审案过程中作了大量的——实际上是暗指竞选班子的付主管马格鲁德等白宫幕僚犯了罪。另外，麦克德向表示他不愿向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检察官交代案情内幕，希望直接向坦白，以人身安全。
1973年3月23日，西瑞卡开庭宣布案犯刑期。在法庭上，他首先了麦克德的信，引起旁听席上记者们的极大震动。接下来，西瑞卡特意问利迪：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利迪极为强硬地回答：无话可说！结果，利迪竟被判处20年的最高刑期。（1977年，经卡特总统特别批准，利迪被减刑，实际刑期4年零6个月。在因水门事件的20余名白宫幕僚之中，他是最重、服刑时间最长的案犯。）退庭后，麦克德跟随西瑞卡来到水门案调查委员会，向主持调查的党厄尔温坦白交代了他了解的全部内幕。
麦克德的坦白是水门案的首次重大突破。在此之前，多数对《邮报》刊登的“侦探故事”半信半疑，没想到案情内幕竟然得到初步。此后，邮报早上刚一出版便被抢购一空，《纽约时报》等也开始加入行列，则在黄金时段报导水门丑闻。
可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联邦法院一时无法立案起诉白宫幕僚。在此背景下，水门委员会决定举行听证会，传唤涉嫌白宫幕僚，深入调查水门事件。
可能有人会纳闷，美国并非法院，为何能多管闲事插手调查涉及官员的案件、起到类似“特别调查法庭”的重要作用呢？原来，听证会是美国体制中制衡的重要机制，它与因惯例而形成的调查权有直接关系。美国并未拥有调查权，这一是从的立法权中引申出来的。因为只有通过详尽而彻底的调查和听证，才能使立法部门深入了解某一问题的，帮助议员更好地行使立法权。
进行调查和听证，一般由已有或特设的专门委员会主持。在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众议员和大约一半左右的有律师或检察官背景，都是精通法律的专家。在听证期间，委员会可以象法院一样发出强制性传票（subpoena duces tecum），对那些传票的人，委员会可以以的将其关入，或提交法院处理，在听证会上撒谎的证人将会因罪而遭到刑事起诉。这样，的调查权便成为立法部门监督行政部门的一项重要。20世纪50年代，非美委员会曾以调查和听证为手段大肆所谓同谋人，尼克松本人当年就美委员会中最活跃的议员。
对尼克松非常不利的是，在水门事件中，调查与党派斗争相互搅和，大大增加它的威慑力和杀伤力。尼克松执政后，党在都处于多数派地位。1969年，尼克松向送交了40多件有关国内问题的重要提案，但只有两项得到通过。一气之下，他便采取拦截拨款的手段予以报复。（所谓拦截拨款，是指总统利用批准拨款案的机会将法案中自己不同意的部份予以否决，以此批准总统为实现行政部门意志而要求的拨款。详情参见王希：《原则与：美国的与实践》，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1页。）在此之前，尼克松秘密轰炸柬埔寨一事已使深感，拦截拨款的做法更是火上浇油，激怒了。在此背景下，1973年2月，成立了党人占多数的水门案调查委员会，还尼克松以颜色。
面对即将开始的调查，尼克松和白宫幕僚们全慌了神。尼克松白宫律师迪安写一份水门事件备忘录，详细说明此案从早期构想、选定目标、具体实施、失败一直到白宫幕僚试图的全部经过，让总统全面了解。可是，尼克松催了迪安四、五次，他楞是一字不写。尼克松以为迪安工作太忙，难以，就安排他去位于郊外的总统别墅戴维营住上一段，早点把备忘录写出来。没想到，这份水门事件备忘录最终使迪安了“卖主求荣”的不归之。
水门案发之时迪安年仅34岁，如此年轻就出任白宫要职，让很多人惊羡不已。迪安出身富有家庭，毕业于乔治城大学院，举止沉稳干练，开一辆保时捷（Porsche）高级跑车，一副自命不凡的雅痞形象。迪安前妻的父亲是一位著名，靠着这个背景，再加上出类拔萃的法律素养和非同一般的钻营本领，他28岁就当上了司法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后来又在米切尔手下干过司法部副部长助理。在一些重要人物的保举下，1970年迪安被尼克松委以白宫律师的要职。
但是，在白宫高级幕僚中迪安不属于尼克松的铁杆儿，他在白宫的主要工作是在米切尔、霍尔德曼、埃立希曼、竞选班子和“管子工”之间协调工作，提供法律咨询。水门事件从早期构想、选定目标，一直到、和指导白宫幕僚作都与迪安有直接关系，对于竞选班子和“管子工”内部违法乱纪的严重问题迪安也一清二楚，心如。可是，出于和个人野心，迪安将法律，成为替各种非法行动出谋划策的重要人物。
然而，麦克德坦白交代后，水门案已浮出水面，霍尔德曼、埃立希曼和司法部长克兰典斯特（Richard Kleindienst）等尼克松相继辞职。由于代表司法部出庭的联邦检察官在起诉利迪等水门案犯时出工不出活儿，在压力下，1973年5月，新任司法部长理查森（Elliot Richardson）任命哈佛大学院教授考克斯（Archibald Cox）出任特别检察官，并赋予他调查水门案的极大。这位教授不但是著名党人，而且还在肯尼迪内阁中干过司法部副部长（Solicitor General），党派色彩极为明显。迪安知道，面对考克斯的调查和起诉，自己身为白宫律师，犯法，罪逃，如果要写一份水门案备忘录的话，他本人毫无疑问是贯穿全案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担心，如果以白宫律师的身份写下此文，一旦事情闹大，尼克松有可能将备忘录抛出，证明总统事先一无所知，与水门案毫无瓜葛，而沦为“”的倒霉蛋头一个就是他迪安。
“极刑约翰”对“硬汉”利迪如此之重，已使白宫幕僚人人自危。迪安深知自己涉案极深，难以自拔，但他极为精明狡猾，既不打算当“”，也不想承担自己的那一部份责任，因为他本人毕竟只是一个出谋划策和协调行动的律师，并非拍板决策的。与行伍出身、临危不惧的利迪不同，迪安是法律的知识精英，少年得志，一帆风顺，没经过“大风大浪”的。另外，迪安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物，即使蹲上几天，也意味着前程全毁的。这样，之时，他决定“卖主求荣”，卖求安，向水门委员会供出，用自己掌握的大量机密换取刑事豁免权。
1973年5月，通过讨价还价，迪安得到了水门委员会给予的部份豁免。委员会表示，究竟豁免到何种程度要看他坦白交代是否彻底。于是，为立功赎罪，迪安不惜将内幕全盘抛出。6月中旬，在向全国电视直播的水门案听证会上，迪安不仅交代了白宫幕僚、、向联邦调查局施压等非法，而且还主动供出“管子工”夜闯心理医生办公室、密谋、打算在布鲁金斯学会纵火、利用勾引对手等。此外，他还招出尼克松拟定了一份“”，名单中的多数人是党议员、新闻记者和漫画作者；白宫建立了秘密特工系统，非法利用联邦税务局的情报资料，以偷税漏税为调查和打击以及派阵营的非盈利机构。这一系列骇人听闻的黑幕，使、新闻界和美国极度。
更为致命的是，迪安供出尼克松亲自参与了案情的犯罪活动。他的主要是，1973年3月21日他曾向尼克松报告，为了使亨特等水门案犯继续保持沉默，今后两年至少还需要100万美元的“堵嘴钱”。可是上哪儿能弄到这么一大笔钱呢？尽管白宫班子当时的年度预算高达7000万美元，但是这笔经费的具体使用受到审计部门的严格审计和监督——将行和“钱袋权”相互分割正是美国体制设计的一个高明之处。面对筹集“堵嘴钱”的难题，尼克松对迪安说：“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搞到100万美元，你可以搞到这笔现金。我知道在哪儿能搞到。”尼克松和迪安商量结果是，应去纽约找米切尔，尽快筹集这笔巨款——米切尔于1972年7月辞职后回到纽约重操律师旧业。这样，仅此一事就已构成尼克松妨碍司法的犯罪事实。
如果说水门案起初只是一个可笑、微不足道的三流案的话，那么，由于迪安的和，它一不留神已演变为总统和白宫幕僚、、妨碍司法的重事案件。
不过，迪安的虽然对尼克松极大，但远未构成总统的致命。迪安毕竟空口无凭，仅凭他的一面之词就想美国总统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儿。另外，水门委员会当时没有查出其它涉及总统的人证或。因水门事件辞职或的数十名和白宫幕僚中只出了迪安这一个“”，其他人都忠心耿耿，没有直接尼克松违法乱纪。这样，在辨明迪安之前水门委员会不敢掉以轻心、轻举妄动。
这时，精明过人的迪安又向水门委员会交代，1973年4月15日晚上，当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面见总统时，尼克松那天问话的方式和言谈举止都非常古怪，使人感觉谈话过程正在被录音。实际上，迪安并不知道白宫录音系统的秘密，他只是猜测总统可能偶尔将白宫办公室的谈话录音存档。然而，由于迪安提供的这一重要线索，水门事件终于发生了根本性转折。
1973年7月13日是水门事件的转折点。是日，水门委员会传唤前白宫高级助理巴特菲尔德（Alexander Butterfield），致使白宫录音系统泄露。
巴特菲尔德是退役空军中校，曾任霍尔德曼的高级助理，主持白宫内部日常运作和录音系统的管理。1973年3月他出任联邦航空委员会主任。水门委员会传唤他来纯属歪打正着。那天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一下白宫幕僚的日常工作简况和一些与霍尔德曼有关的问题，当3个多小时的询问临近尾声时，律师想起迪安提供的线索，就随口问道：“据你所知，迪安关于白宫办公室的谈话被录音的是否有根据？”这个问题其实并未直接涉及白宫录音系统，完全可以含糊其辞、蒙混过关，但巴特菲尔德却方寸大乱，误以为水门委员会已洞悉白宫内幕。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中，向调查委员会作是联邦重罪，所以他不敢撒谎，如实地供出了全部细节，了白宫录音系统的惊人秘密。
原来，尼克松上台后不久便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阁会议室、行政办公大楼办公室和戴维营等处安装了由语音自动的录音系统。这套系统每天24小时运转，一旦有人讲话或打电话，录音机就开始自动录音。到1973年7月为止一共了长达5000小时的工作谈话。换言之，白宫办公室的全部谈话都有录音。知道白宫存在录音系统的人只有尼克松、霍尔德曼、巴特菲尔德和两位特勤警卫。这样，水门案一下子变得极为简单，只要把白宫录音带拿出来，尼克松是否有罪的问题即可大白。
颇具嘲弄意味的是，1973年4月15晚上，因磁带告罄，尼克松与迪安之间的谈线日前夕，巴特菲尔德正准备出国执行公务，但因临时有事未能成行。另外，他当时已不在白宫工作，没听过白宫律师对全体白宫幕僚进行的一次应当如何技巧而地应付律师提问的法律咨询。在水门事件中，这种阴差阳错的偶然事件一再发生，最终铸成了尼克松辞职下台的无情命运。
那么，尼克松为啥要在白宫安装如此先进的录音系统、进行规模如此之大的录音工程呢？他在回忆录中解释说：“从一开始我就决定，我的这届应成为历史上记录最全的。”尼克松视野宏大，深谋远虑，是一位精通历史和深具历史感的家。在尼克松之前，英国首相丘吉尔退休后写作了卷帙浩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并获得诺贝尔文学。但是，从历史文献的珍贵性和完整性角度看，丘吉尔的大作并无杰出建树。尼克松精于思考，勤于笔耕，而且常常自比林肯总统，对自己的历史地位颇为自负。他觉得，通过录音的形式可以把总统的决策过程客观地记录在案，留下无比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尼克松坦言：“我想以后在写书或者写回忆录的时候可能要参考这些录音带。”（《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175页。）
可是，当白宫录音系统泄露后，尼克松为什么不立刻毁掉录音带呢？得知录音系统秘密后，厄尔温、西瑞卡和考克斯特别检察官虽然喜出望外，但他们并未立刻发出强制性传票，迟至1973年7月23日尼克松才第一次接到要他交出录音带的传票，所以，如果他能及时毁掉录音带，从严格的法律角度而言他并未的。这样，由于没有确凿证明总统妨碍司法，即使启动程序，尼克松仍然有极大的机会。1999年克林顿总统遭时，克林顿和他的律师自始至终在“性关系”一词的严格法律意义上大作文章，死活就是不承认犯了罪，最后终于。
实际上，当白宫录音系统之后，为了避免事态恶化，到总统宝座，尼克松当时可以有上、中、下三种应对策略。
上策是，利用外交领域的空前成功和连任总统后支持率极高的良机，将水门事件的全盘托出，请求“沉默的大多数”支持和原谅。美国人的特点是吃软不吃硬，比较注重实际利益。只要国外的烂仗体面结束，国内经济保持增长，普通一般比较宽宏大量，容易原谅“主动认错”的总统。尼克松晚年谈到水门事件时非常懊悔地说道：“水门事件中让我后悔的事太多了。首先是我起初处理这个该死事件的方式。我跟它毫不相干，不应大动干戈。我应直接面对美国人民，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美〕莫尼卡·克罗利：《冬天里的尼克松》，第406页。）如果有，而且较轻，很难通过总统的。
中策是，在联邦法院发出传票之前迅速毁掉录音带。这个损招儿具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这一行动本身已构成、妨碍司法的，有可能触发启动程序。但是，由于没有确凿，尼克松极有可能逃过此劫，避免辞职下台的悲剧。尼克松晚年的助手莫尼卡·克罗利透露：“回顾当初，尼克松希望自己毁掉那些录音带，让调查水门事件的人自己去找。没有了录音带，他们只能根据传闻提出间接；没有了录音带，他们只能暗示存在妨碍司法的行为，但可能无法证明；没有了录音带，尼克松在这个案子上可以有更多的主动权。”（〔美〕莫尼卡·克罗利：《冬天里的尼克松》，第414─415页。）
下策是，以总统行政为由交出录音带，不惜把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这显然是个孤注一掷的策略，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大起大落，风险极大。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尼克松不顾阿格纽、基辛格、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黑格（Alexander Haig）等人的反对，最终决定铤而走险，与、联邦法院和特别检察官周旋到底。这个决策看似鲁莽，但却与尼克松敢于冒险、不惧危机的个性一脉相承。伍德沃德认为，白宫录音带“是一系列事件中不可思议的结果，是我们的幸运，是尼克松的厄运。错误的决策，错误的转向，都在一根脆弱的线头引导下导致案情被揭露。而这根脆弱的线头，原本可以剪成千片万段，永久消失。”
水门事件尘埃落定后，格雷厄姆女士感慨万千，她说：“天知道尼克松为什么没有毁掉白宫录音带？他似乎认为这些录音磁带具有保留价值，而且他有能力守住其中的隐私。”
那么，尼克松为何力排众议，独出心裁，毅然决定保留犯罪呢？回首往事，他的致命决策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和考虑。
首先，尼克松三权分立的原则必须，总统的行政不容。美国第二条第一款，行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作为行政首脑，总统与自己的幕僚在决策过程中，，构想多种方案和策略，甚至提出一些绝伦的预案，都是工作需要。另外，总统与之间的谈话涉及内政外交、国防军事等方面的机密，如果司法和立法部门随意传唤、审听这种高度机密的非正式谈话录音，并根据其中的只言片语起诉总统及其幕僚，那简直是之极、不可思议。在美国史上，杰弗逊、林肯、罗斯福、杜鲁门等10余位总统都曾以总统行政为理由调查白宫决策内幕。
其次，尼克松觉得最高法院的人事构成对自己比较有利。以任命大的机会而言，在二战后的美国总统中，卡特（Jimmy Carter）总统最倒霉，一次机会也没赶上。而尼克松特别幸运，他在三年中碰上了四次机会，先后任命伯格（Warren E.Burger，1969-1986任首席大）、布莱克蒙（Harry A.Blackmun，1970-1994任职）、鲍威尔（Lewis F.Powell,Jr.,1972-1987任职）和伦奎斯特（William H.Rehnquist，1972-1986任大，1986至今任首席大）等四位保守人物出任要职。有人开玩笑说，尼克松执政时的美国最高法院不应按惯例称为“伯格法院”，而应该叫“尼克松法院”。尼克松过于乐观地估计，在保守派构成多数派的局面下，自己胜诉的机会较大。
再次，尼克松当时认为，当白宫幕僚为了自保而反咬总统时录音带可以起到某种作用。比如，尼克松的确与迪安有过一次关于“100万美元现金”的密谈（1973年3月21日），但是迪安并未说出全部。实际上，那天谈话快结束时，由于迪安妨碍司法的严重后果，尼克松表示：“我们不能这么干……我是说白宫方面不能这么干。”所以，当黑格劝告总统尽快毁掉录音带时，尼克松解释说：“迪安扯谎，磁带证明了他的谎言。我们不知道究竟有谁还会为自保而撒谎。天知道埃立希曼甚至霍尔德曼会招出些什么。录音磁带是我对付的最佳保险。”
最后，白宫录音带具有难以估量的历史文献价值，如果能够地保留下来，尼克松有可能根据珍贵而详实的录音记录，把自己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及其白宫经历写成一部名垂千古的名作。（1978年出版的《尼克松回忆录》平淡无奇。水门事件后，根据法案，联邦司法部将白宫录音带和尼克松的总统文件置于严密控制之下，尼克松只能看到录音带中涉及水门案部份的文字副本。经过长达20余年的诉讼，2000年6月，与尼克松遗产基金会达成庭外和解，同意付1800万美元换取录音带和文件的控制权。其中律师费740万美元，遗产税近400万美元，捐给尼克松总统图书馆600多万美元。尼克松的两个女儿每人只得到8万多美元遗产。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计划，在删除隐私和机密后，大约3700小时的录音将逐步公开。目前已公开1000余小时，可以免费复制。有朝一日，如果涉及和中美关系的秘密谈话能够公开，其内容一定相当精彩。）
这样，在做出保留白宫录音带的致命决策后，尼克松与特别检察官、和联邦法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影响深远的司法大战。
1973年7月23日，特别检察官考克斯和水门委员会同时发出传票，要求总统交出9盘录音带，其中包括1973年3月21日“100万美元现金”谈线日晚上谈话的录音。在美国史上，这是总统首次接到这种要求出示的强制性命令。尼克松启用总统行政，声称谈话录音中有外交和军事机密，交出磁带。同年8月29日，西瑞卡判定，特别检察官磁带的要求，总统交出录音带。但尼克松置若罔闻。考克斯别无选择，将此案上诉到联邦上诉法院。
正当录音带官司日趋激烈之时，国际形势突然恶化。1973年10月6日，埃及军队强渡苏伊士运河，向以色列发起突然袭击，叙利亚军队也趁机参战，使以色列陷入了腹背受敌的不利处境。短短一周之内，以色列苦心经营的“巴列夫防钱”被埃军突破，以军最精锐的空军和装甲部队损失过半，王牌军第190装甲旅全军。以色列举国震撼，总理梅厄夫人在电话中向尼克松哭诉危情，美国大老板火速增援。尼克松当机立断，以超出50年代“空运”的规模向以色列空运最先进的飞机、坦克和导弹。与此同时，大批美军“志愿人员”秘密赶赴以色列，刚刚卸货的现代化武器直接奔赴前线，迅速扭转了阿以战争危局。
同年10月19日，为了报复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阿拉伯国家控制下的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宣布对美国和西欧实行石油禁运，并把中东油价提高了三倍。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的间谍卫星发现，苏联红军五个空降旅正在向中东地区调动，似乎有以“志愿军”的名义武装中东战争的迹象。尼克松立刻命令全球美军和战略核武器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摆出不惜打核大战的架式，反击苏联染指中东战略要地的军事冒险。面对美国的强硬反应，苏方只得知难而退。苏联领导人原以为尼克松只会玩点儿“大三角关系”和“缓和”之类的，又被水门事件整得焦头烂额，无暇关顾中东地区的战乱，没料想，尼克松在外交和军事领域反应如此之快，态度如此之强硬。
但是，在美国国内，官员和录音带官司仍然是压倒一切的头条新闻。因被在马里州长任内接受贿赂，副总统阿格纽遭到联邦司法部调查，这对尼克松来说是雪上加霜。由于面临总统和副总统被“双重”的，10月10日阿格纽宣布辞职。
10月12日，联邦上诉法院就录音带案作出裁定，支持联邦地方法院的判决。这时尼克松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表示，由于录音带内容涉及外交和国防机密，所以只能交出经过剪辑和整理的文字副本。至于文字副本的准确性问题，可以由军事委员会史坦尼斯（John Stannis）审听把关——这位是党人，但却支持尼克松的越战政策，更难得的是此公品德，信誉极佳，是一位两党都可以接受的中间派人物。除此之外，尼克松表示今后不打算再交出任何磁带了，因为这场官司闹得天混地暗，已使总统职责和的正常运作遭到严重影响。但是，这个条件遭到特别检察官。
尼克松之所以不愿交出整盘录音磁带，自有其难言苦衷。在与交谈时他随意放肆，，说了很多一旦公之于众将对总统形象造成无法影响的粗线日，因“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败诉，尼克松痛骂大斯图沃特是“病弱的私生子”（a weak bastard），格雷厄姆女士是“的老”（a terrible old bag）。又如，1972年6月23日，霍尔德曼向总统报告意大利货币里拉最近大幅度贬值，尼克松信口回答：“里拉是臭屎，别跟我提里拉。”其实，尼克松对意大利并无，从对话上下文的语境来看，尼克松那天被水门案弄得心烦意乱，不想再听其它消息了，所以随口骂了一句粗话。可是，如果脱离当时的具体，将这段录音对话公之于众，，那简直就会闹出一场外交纠纷。
但是，考克斯原则，寸步不让，他不但要求尼克松交出整盘录音带，而且将调查扩大到总统申报个人所得税时“不正当免税”的经济问题，这使尼克松。在中东要地战火连天、美苏两国剑拔弩张、石油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1973年10月20日，尼克松命令司法部长理查森立刻解雇“不识大局”的考克斯。但理查森不愿从命，请求辞职。尼克松劝告理查森晚几天辞职，因为基辛格此时正在克里姆林宫折冲尊俎，不能让苏联领导人看笑话。但理查森愣是不同意。尼克松生气地说：“你这是把个人承诺置于利益之上。”理查森反唇相讥：“我只能说，我相信我的辞职符合利益。”
尼克松火冒三丈，他转而命令司法部副部长洛克肖斯（William Ruckelshaus）解雇考克斯，可是，这位副部长同样不肯干。尼克松气急，又司法部第三号人物博克（Robert Bork）解雇考克斯。博克犹豫再三，最后勉强同意。于是，白宫宣布解除理查森和洛克肖斯的职务，任命博克出任司法部代理部长。博克随即签署命令，让特别检察官考克斯立刻卷铺盖走人。白宫办公厅主任黑格将军以保密为由，命令联邦调查局迅速查封特别检察公室，全部调查文件。
消息公布之时恰好是10月20日星期六晚上，新闻毫不客气，立刻抢发新闻，并使用了“星期六之夜大”这样耸人听闻的大标题。
尼克松一向雄才大略，胆识过人，素以不按规则出牌而著称。在“星期六之夜大”中，他投机冒险，胆大妄为，利用中东战乱、石油危机、慌惶、美苏军事冲突一触即发之机撵走特别检察官，造成既成事实，争取得到“沉默的大多数”支持和谅解，一劳永逸地解决水门危机。这一莽撞之举，出尼克松敢于冒险的性格和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
但历史证明，尼克松这回大大地失算了。西瑞卡表示，查封特别检察公室之举“看上去仿佛是拉丁美洲国家的上校们上演的一场军事闹剧。”理查森惊呼：“一个已经濒临沦为寡头。”
针对尼克松的冒险，新闻口诛笔伐，两院怒不可遏，全美群情激愤。据粗略统计，总数多达300万左右的电报、电话和信件如洪水般涌至白宫和，强烈尼克松的，要求立即启动程序，的“帝王总统”。这样，水门事件从最初的一桩“屁事”，终于演变为一场震撼全国的危机。尼克松判断失误，大动干戈，弄巧成拙，丧尽，四面楚歌，了争取美国人民同情原谅的回旋余地。此后，即使他承认错误或毁掉录音带，亦将难逃被的最终命运。
在引发“星期六之夜大”的辞职风波中，为什么司法部长理查森宁肯辞职丢官也不肯解雇特别检察官呢？换句话说，美国的官员为什么会有如此坚强的原则性和良好的观念？
实际上，理查森的所作所为与美国体制中的制衡和监督机制有直接关系。美国行政部门的重要官员虽然由总统提名，但必须经过批准。在审批过程中，可以要求被提名的官员作出某种承诺，作为批准任命的前提条件。这样，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行政官员的人事任命权。若想官运亨通，不仅要于总统，同时也要看的眼色行事。
说起来理查森也算是尼克松的老朋友、老部下，他毕业于哈佛大学院，曾在尼克松第一届内阁中担任副国务卿和长等要职。1973年4月，司法部长克兰典斯特因水门案辞职，尼克松便提名理查森接替。在举行的任命听证会上，司法委员会特意要求理查森承诺不非法特别检察官的决定和行动，他当时信誓旦旦，满口答应，遂批准任命。这样，如果理查森言而无信，随意撤换特别检察官，将可能对他的个人信誉和未来生涯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水门案后，福特总统于1975年重新启用理查森，他先后出任商务部长和驻英大使等要职，声望极高，青史留名。相形之下，1987年里根总统提名当时任联邦上诉法院的博克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结果遭到无情否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星期六之夜大”事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因执行尼克松的命令，博克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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