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中美双方除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意向，并有所交锋外，还讨论和解决了当时需要解决的两个具体问题：一是确定不再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建立新的直达双方最高层的秘密联系渠道：巴黎渠道，中方联系人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美方联系人是曾任翻译的驻法武官沃特斯。另一个问题是，商定双方将同时发表尼克松将应邀访华的公告。
据周恩来的指示，黄华和章文晋先与基辛格就公告谈了一轮，双方都提出了一个稿子。中方的稿子比较简单，说基辛格来中国，同我们进行了会谈，尼克松总统准备来中国访问。美方的稿子渲染基辛格同我们这次的会谈，涉及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基本问题，是以诚挚、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的；而尼克松的来华访问将有助于重建两国人民的联系……。黄华表示，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其他问题怎么谈得上？关于尼克松的来访，美方的稿子强调是中国邀请。黄华说，这不大符合事实，我们是同意邀请。基辛格也不同意我们的稿子，说那样就像是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
当黄华等人告别毛泽东走出他的书房时，黄华回头看了看毛泽东，只见他仍坐在沙发椅上，躬身向前，两臂抱膝，双手几乎着地。黄华问王海容，主席这是什么意思。王海容说，主席在向你们行大礼呢。黄华赶快说，不敢当，请主席保重。
周恩来和基辛格的最后一次会谈是在日上午点半开始，原定点半，两小时全部结束。到了点半还没有结束，唐龙彬就有点着急了。负责礼宾的唐龙彬很清楚，“预计生病”的基辛格一定要卡准时间，小时之后必须出现在巴基斯坦。
大约点钟，突然记录员先推开门，唐龙彬马上就进去了，看到基辛格和周总理都满脸笑容，而且基辛格走到长桌尽头的地方，等着总理从另一头过来汇合，然后并排和总理走出，满脸笑容，一直陪总理到五号大楼门口。尤其特别的是，警卫员还来不及过去，基辛格就直接走上前为周总理拉开红旗车门，不仅如此，他还很体贴地把手遮在车门顶上以免总理撞上。
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中美双方在讨论尼克松访华的日期时，周恩来建议：美国总统可于年夏天来访问。他还补充说，他认为如果美国先与苏联领导人会晤那会更慎重些。基辛格回答说：“莫斯科首脑会谈很可能要举行，但两次访问应该按照已经排好的次序进行，先北京，后莫斯科。”基辛格又说：“如果在夏天举行首脑会谈，和我们的选举太接近，可能引起误会。”周恩来建议改为年春天，基辛格同意了。
基辛格通过这次与周恩来的会谈，他在自己的回忆录《白宫岁月》中写道：“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以外别无明智的选择。”
周恩来与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包括晚宴在内，历时约七个小时。会谈中，周恩来花了一些时间说明他大致上同意尼克松月日在堪萨斯城演说中所列举的观点。基辛格却对尼克松的演说一无所知，显得很尴尬。第二天早上，周恩来派人将他作了记号的那篇英文讲稿连同早餐一起送给了基辛格，并要基辛格看完后还回来，因为只有一份。
原来，美国中西部新闻宣传机构的高级人员集会，请内阁阁员和白宫助理人员报告国内政策，尼克松总统在会上作了一篇事先未草拟讲稿的即席演说。尼克松在演说中，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赞扬中国人是“富有创造性的、勤劳的，是世界上最有才能的民族之一”。由于这个缘故，“本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年月日至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年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基辛格访华期间，一天下午，他的助手约翰·霍尔德里奇，拿着一份新华社英文新闻稿，找到了接待组负责联络的人员，他指着封面上的毛主席语录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别有用心”？那段语录摘的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很显然，美方误以为这是中方故意这样做的。工作人员马上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毛泽东哈哈一笑说：“去告诉他们。他们不是也整天喊要消灭共产主义吗？这就算是空对空吧。”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斯科蒂·赖斯顿要去北京，这使美国白宫方面大为担心。他和他的妻子于月日到达中国华南，比基辛格一行到北京早了一天。在广州，他们的中国陪同通知他们，“计划有所更改”；他们要在广州地区停留两天，然后于日晚上乘火车去北京，于日到达首都。赖斯顿表示抗议，要求立刻飞赴北京，但是他被告知，这是办不到的。月日，周恩来笑眯眯地对基辛格说，赖斯顿正在一列慢车上，那将会很容易地拖延他的行程，要等你们离开之后，他才会到达北京。
到月日，赖斯顿才获悉基辛格曾去北京，这使他身感剧痛。赖斯顿后来回忆说：“就在那个时候，现在看来大致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小腹开始感到刀割般地剧烈疼痛。到了傍晚，我开始发高烧到华氏度，神志昏迷；我仿佛看到基辛格先生坐在一辆有帘子的人力车中，飘过我卧室的天花板，他从车帘的一角探出头来，向我露齿而笑。”后来才知道，那不是新闻记者因未赶上报道大新闻而懊丧欲死，其实是急性盲肠炎。月日，他在北京医院开了刀，割去了盲肠。
“我们已经为你和毛泽东打开历史的新篇章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对于未来不应抱有幻想。深刻的分歧和多年来的隔绝使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很大。在首脑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他们在台湾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将会是强硬的。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坏，他们将成为坚定不移的敌人。我对这些人的估计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其信仰的坚定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同时，他们又表现得很有信心，因此，在自己的原则范围之内与别人交往时，他们是精细的、可信赖的……
此外，我们现在所开始的进程将在全世界引起巨大的震动……然而，当我们踏上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就很了解这些风险。我们也很了解，另一条道路，即与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最有才能的民族，与一个过去有辉煌成就、未来有巨大潜力的国家继续隔绝的道路，是不可取的。
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越南和平谈判起始于年月，但是，几乎从和平谈判一开始，越美双方就陷入僵局。虽然通过谈判，美国总统约翰逊于年月日宣布，全面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同时，南越政权、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派出代表参加和平谈判，但是美越和谈却在两年内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间，美国总统换成了共和党人尼克松。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之后，鉴于越南境内的军事斗争持续不断，越南北方的人民军在和平谈判的同时依然不断地进入越南南方与南越军队和美军作战，于是于年月下令美军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月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电视演说提出，美国在越南仅追求有限的目标，并不坚持僵硬的外交政策，并且准备一年内从南越撤出大部分外国军队，但这也没有使美越和谈取得突破，因为越南方面坚持美军必须无条件撤出越南南方并且推翻西贡政府。美国认为如果接受越南的要求无异于向对方投降。
于是，美国寻求中国政府帮助推动和谈进程。因为当时中国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坚定支持者，越南的抗美斗争得到中国最直接的援助，因此，中国对越南的和谈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基辛格将印度支那问题作为他首次秘密访华的重要议题之一。
在与周恩来总理的秘密谈判中，基辛格很快就把印度支那问题提出来，他对周恩来说，除了台湾问题之外他仅对该问题作好了书面准备，他还说：“我曾在飞机上告诉过你们的助理们，每当我根据书面准备做谈话，我就要谈上分钟。但为表示对你的巨大尊重，我今天不谈这么长。”
基辛格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打算通过谈判结束在越南的战争，并且我们就像你先前提出的那样准备从越南和印度支那全部撤出我们的军队确立一个日期。”接着基辛格提出美国从越南撤军的条件是，在整个印度支那实现停火，释放所有的战俘，尊重年有关各方签订的日内瓦条约……并再次向周恩来保证道：“我可以代表尼克松总统，并极为严肃地告诉总理先生，首先，我们准备完全从印度支那撤军并给予一个确定的撤军时间，如果实现全面停火和释放我们的战俘。第二，我们同意政治解决南越问题并由越南人自己来解决。”
基辛格又对周恩来说：“我们不在印度支那寻求建立军事基地或军事联盟，并且我们将不在该地区推行会引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关注的政策。我们相信在印度支那结束战争将促进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让我告诉你，总理先生，不论你们做什么事，我们都准备在越南冲突结束之后的某个特殊时间撤出与该冲突相关联的我们在台湾的军事力量。我不是把这作为一个条件向你提出，而只是给你提供一个信息。”
在听取了基辛格对尼克松政府印度支那政策的全面介绍之后，周恩来说：“我感谢你相当系统地告诉我们有关你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在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我们双方都敬重越南人民的伟大和勇气。”接着，周恩来历数了年日内瓦和平条约对越南人民的负面影响和美国步法国后尘干涉越南统一的错误行径。最后，周恩来向基辛格亮出了中国对越南问题的两点基本态度：“第一点就是所谓有美国的军队和其他追随美国进入印度支那的外国军队都应该撤出。第二点则是应该由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自己来决定他们受人尊重的未来。”
基辛格立即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两点基本态度。他说：“让我以一个来自太平洋另一边和曾经见过黎德寿五次，见过春水九次的人的角度来给予你一些我个人的印象。我同意越南人民是英雄的人民。那些造成越南人民如此伟大的战斗者的品质也使得他们很难缔造和平。越南人民只想战斗的单纯思想可能使他们见不到和平的前景。如果他们的某些朋友能帮助他们看到这样的前景以使他们懂得某些政治进化是必须的，那么我们就能较快地结束战争，当然你不必对之作回答。”
在随后几次会谈中，周恩来始终坚持中国支持越南的谈判立场，并且明确表示只要战争打下去中国就要继续支援越南。但是，就在基辛格结束首次秘密访华之后，周恩来在第二天就提出秘密访越，并于月日和日连续与黎笋和范文同会谈，通报了中美会谈的情况。月日，周恩来又赴朝鲜通报与基辛格会谈情况。
实际上，基辛格这番话是对中国立场的误传。因为在年月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向巴方递交了一封周恩来总理的信。信中写道：“周恩来总理向基辛格博士表明，如果印度侵略巴基斯坦，中国将支援巴基斯坦，决不会袖手旁观。希望美国能发挥影响，阻止印度的侵略行为。如果印度悍然发动侵略，必将自食其果。”中国虽然答应在印巴战争中支援巴基斯坦，但并未说明支援的方式。而基辛格之所以“误解”中方立场，根本原因还在于，希望通过中方的强硬立场阻止印度发动战争。
随后，基辛格多次警告印度，“如果爆发印巴战争，中国介入，印度将不能指望像年那样获得美国的帮助来对抗中国”。美国的警告没有奏效。月，印度与苏联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和平友好条约”。有了苏联撑腰，印度于月日悍然挑起对东巴的战争，月日战火扩大到西巴。
1971年月日，基辛格秘密会见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基辛格向黄华透露，美军军舰正开往印度洋……。基辛格告诉黄华，美国的卫星已经收集到苏联在中苏边界情况的资料，如果中方愿意，美国愿通过种种途径向中方提供这种情报。基辛格还说：“总统想让你们知道，当然，在这种形势下，这得由中国决定自己的行动，但是如果中国认为印度次大陆的局势对它的安全是一种威胁，如果要采取行动保卫其安全，美国将反对其他国家干预中国的事。”
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对周恩来总理说：“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有公布？早在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球，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周恩来总理对接待基辛格一行，很是周到细致。他特别交代工作人员，在外宾的居室里不要放任何宣传品，仅放英文的参考消息。我们出版的中、外文报刊，只放置在门厅、客厅、休息室等公共场所，由客人自由取阅，也可以随便取走。周总理认为，如果把宣传品放进居室，就有点强加于人了，不放是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总理还具体指示，在客房中放的烟、茶、糖果等每天要换。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现基辛格一行抵达的第一天，房中的东西没有动，周总理知道后说，照样放上。第二天，就发现烟和糖都少了许多。他们走后，室内的糖果竟一扫而光了。
基辛格在北京时对周恩来说过：我们将与莫斯科继续打交道，但我们将把我们可能考虑与苏联人达成的任何涉及中国利益的谅解，都详细地告诉北京。月日尼克松致周恩来的函件中确认了这些保证；他们还把基辛格月日向记者介绍北京之行情况的稿子全文随函附寄，这样做是一种礼貌，表明他们很关心促进这种新关系。
美方多次利用巴黎渠道，因为来自莫斯科的消息很快就大量涌到了。莫斯科的反应并没有敌意，至少一开始是如此。莫斯科电台几乎是完全按照公告的原文向国内听众播发了这个消息，只删掉了一句话：“尼克松总统已欣然接受邀请。”月日《真理报》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宣称：“在苏联，没有人认为中美的接触有任何理由值得大惊小怪。”
评论继续说：“当然，未来事态的发展将会更好地揭露北京和华盛顿的真正意图。我们的党和国家将会考虑中美接触的一切可能的后果。不消说，想要利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接触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施加某种‘压力’的图谋，其结果都不过是一场空想而已。”
7月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多少带有些哀伤地向基辛格询问：“是不是月日苏联逃避首脑会谈的照会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基辛格避免回答这个问题。其实，那个照会更方便了美国人到北京去；他们总是要到北京去的，无非是多走一些弯路就是了。转瞬间，莫斯科首脑会谈也不再躲避了。多勃雷宁探问：“总统可否先去莫斯科访问，再到北京访问？”基辛格的答复是同给周恩来的答复一致的：“首脑会谈将要按照已经宣布的次序举行。”其他僵持了好几个月的谈判也开始像魔术一般地解冻了：例如柏林谈判和防止突发核战争的会谈就是这样。这两种谈判在北京公告发表之后几个星期就很快地完成了。
但是，苏联的政策在另一方面，便是和印度结成了事实上的天然盟国，反对中国和巴基斯坦，次大陆的紧急局势恶化了。印度本来开始是欢迎月日的中美公报的，并发表声明说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积极的发展”。但到了月日，印度就开始表现出另外的想法了，它开始编造中美对次大陆有阴谋的谣言，以此为借口，好让它自己与苏联搞交易。印度外长斯瓦兰·辛格在议会回答问题时说：“如果这（指中美和解）意味着这两个国家要控制这一地区，那我们就不能等闲视之。……我们现在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而且）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考虑用某种办法来防止这种局面。”在谈到苏联时，辛格继续说：“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孤立的。还有些别的大国和小国也许比我们更为不安。”
8月日印度和苏联在这一天签订了友好条约。条约的全部目的是，苏联给印度保证，如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战争，苏联将反对中国进行干预。苏联采取这一行动是蓄意在次大陆打开通向战争的大门，苏联向那些急于想诉诸武力的国家提供武器和保证以煽起冲突。
基辛格身为博士，博学多才，为了促成尼克松总统访华，曾经做过包括熟悉、研究中国文化在内的许多准备工作，然而面对这则绕口令式的中国谜语，他却有些束手无策。最后只得怀揣着对谜一样的中国和中国谜语的深思与兴趣，回到了美国。
回到美国后，基辛格依然念念不忘赵朴初的这则谜语，又是翻查资料，又是新大陆一般了解到中国古老计算机——算盘的许多知识。于是他对中国算盘的兴趣愈加浓厚起来。据说后来美国把中国珠算当作新文化引进的决策，就是由他提议进言而实现的。
毛泽东说：“联合国的表决不会那样晚。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的提案。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上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显然，毛泽东十分关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但心里没底。“今年不进联合国”的言外之意就是“今年进不了联合国”。
在这之前，中国发生了“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美国人注意了这件事。月间，美国政府突然发觉，有五天的时间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都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这几天所有的中国飞机都没有起飞。随后，他们终于弄明白，有几位关键性的领导人被撤职了，其中包括军队的大部分高级领导人。在那些突然不见的人当中最重要的是林彪。他们意识到了，林彪在中国已经垮台。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场乱子很像是由于中国对我们的政策急剧转变而引起的；年月毛泽东对尼克松就是这样讲的。”
中美两国关系中断22年之后，现在在两国的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幕。我们应该说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为一个朋友来，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毛泽东与基辛格
拿我来说，我虽然从未到过美国，但我认识不少美国朋友，美国对我来说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中美会谈到现在已经进行了16年了，但还没有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到北京来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将取得积极的成果。
基辛格首先代表美方提出了公报草案，由中方组织人员立即翻译成中文，供周恩来总理等研究。该草案采用传统的方式，以中美双方作为主语，把一些一般原则问题都作为共同点写上，模糊了双方的分歧。美方的意图是以此显示尼克松访华的成果。周恩来明确反对这种写法。他说：“如果在公报上把问题说得含含糊糊，不把两国的根本分歧说清楚，那是不真实的，对中美关系不利。”周恩来主张，根据中美关系的实际情况，公报可以采取一种新的方式，即双方各自阐明自己的观点，然后再叙述双方的共同点。对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基辛格只好表示同意，但要求“措辞不要太尖锐”。
这一公告的内容大致分为五大类：第一是叙述了尼克松访华意义，他会见了毛泽东主席，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交换意见。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总理进行认真坦率的讨论，双方都认为这是有益的。第二是双方各自阐述了自己的立场。第三是双方对以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共同认识。第四是关于台湾问题。第五是关于两国关系的发展问题。这份公报草稿经过了几次反复讨论，多次修改后，周恩来总理在日提供给美方讨论。美方初看到这份草稿时十分震惊，不能接受。以后经过周恩来总理的详尽细致的说明和分析，基辛格终于接受了这样的新格式。争议最大讨论最艰难的就是台湾问题，这也是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经过了多次会谈也没能解决，只好留等尼克松访华时再解决了。
关于“一个中国”的原则，基辛格在他所提的草案中首次使用了“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提法，周恩来对这句话很感兴趣。在一天会谈结束的深夜，周恩来召集所有与会人员（包括翻译与记录人员）进行研究，肯定了这一提法。后来，这句话就成了《上海公报》里美方对台湾问题表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公报起草讨论过程中有一段小插曲：本来经过数十小时的奋战，公报草案基本完成，也已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审阅，又退回给美大司，再由有关领导人和章文晋作最后的中、英文本订正。深夜，他们几个人已经十分疲劳，但还在认真工作。某领导人提出其中一段文字需作修改，但其他几人都不同意，因为已经过周恩来总理审阅，不能修改了，他们只能在中、英文字上作最后订正。但那位领导人坚持要改。其他人只得同意改了。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又召集了一次会议，手里拿着这份公报草稿。会议一开始他脸上就现出了不高兴，点着章文晋问道：“谁让你修改草稿的？我都审定了的你们还敢改？”会场显得异常严肃，周总理把稿子退还章文晋，要他按原样改回来。章文晋一句话没说。后来妻子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当然不是他改的。妻子奇怪地问他：“那你为什么不解释呢？”章文晋说：“反正是错了，总理指名批评谁都一样。我那晚没阻止他也有错。”
以后基辛格每次来华，章含之都担任过他的翻译。她发现，基辛格的英语是比较“难伺候”，不是说他的口音有问题，而是他那种带德国思维习惯的句子，既长又“笨重”。他是一个思想家，用词很“丰”，很“大”，为他做翻译的人必须词汇量很大，知识面很广才行，因此每次担任基辛格翻译时，章含之都不敢吃饭，只好饿肚子。
因为基辛格和周总理、乔冠华（外交部长）谈得很多很深，又都是当时最敏感棘手的国际问题，三个人都才华横溢，兴之所致都海阔天空，引经据典，中国典故，西方典故，可真炸得你满头油啊。周总理、乔冠华常常信口就是唐诗宋词出来了，这些章含之还算能勉强应付，那基辛格也不甘示弱，他用起典故来也厉害，从荷马、西塞罗到马基雅维甚至克尔凯郭尔……这样一来，章含之生怕错过重要话头，哪里还敢吃饭？她认为，做尼克松的翻译就轻松得多了，他说话非常平民，简洁。
基辛格在访华期间，由章含之等人陪同，上了长城。那天是他岁大寿。当晚，周恩来总理为他设寿宴。基辛格大赞长城，并念了毛主席关于长城的诗句。周总理也很高兴，送了基辛格一首当年吴佩孚大庆作的诗，不幸的是后来这件事遭到了批判。
在第一次会谈后，我方了解到，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美国记者来采访的人数和接待，另一个是卫星站的设置问题。美方提出，名美国记者随尼克松总统来访，另外还准备邀请其他西方记者名。我方听后很是吃惊，哪里有这样庞大的记者团？也无此必要。固然中美关系解冻是件大事，但也不能因此为美国造势，还要顾及第三世界人民的感受，而且接待如此庞大的记者团对我们来说也实在难以承担。会后我方研究，认为只能限在人以内，其他国家记者来访由我方自行解决。方案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同意，美方也接受了，最终来访的美国记者人。
这件事关系重大，接待组即刻向周总理汇报并请示。周总理说，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必须要妥善解决。你们谈判时必须申明立场，美国卫星站不能设立，尤其是不能由他们来主持和运作。周总理沉思一会，想出一个办法说：我们可以考虑买下美方的设备，由我们来主持，只需要他们传授一些技术给我方人员就可以了。
在第二次谈判时，我方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提出这一立志和要求，美方齐格勒当即回答，你们要买下这套设备价格非常昂贵，需要数千万美元，而且你们在天空也没有通讯卫星，地面站用不上啊，你们再考虑吧。在会谈休息空隙，张颖立即给周总理办公室通电话呈报情况。周总理随即指示，目前买地面站可能有困难，可以提出租用，这就是和美方做买卖，他们没有理由拒绝。租用期间主权属于我方，运作也属于我方，租期天。于是我方提出租用方案，否则就不安装了。美方提出租金也须万至万美元。
晚上，周总理再次召集接待组人员开会，都感到数百万美元还是太贵了，周总理提出，先不管钱多少，我和你们共同来计算一下，按国际现在行情，每使用一次按时间收费是多少美元，同时还可以估算一下，数百名外国记者加上官方使用都要收费，这样计算一下，我们租金百万美元能收回多少。周总理和大家在紧张地计算，最后大致可以算出，我们可能收回百万美元以上。
在约定的时间，周恩来总理也来了。周总理作了一个小时的重要发言，他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阐述了中方的意见。他说：公报必须摆出双方根本性的分歧，否则措词就“不是真实的反映”。美方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此外，美国还必须同台湾断交。
基辛格说：“我尊重总理的信念，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如果我们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而背弃我们的老朋友，那么中国人就不会尊重我们。我们不会同台湾断交。我们之间的问题必须由历史去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基辛格看了中方的初稿，大吃一惊。他认为，在总统访问结束时列举不同的观点，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事情，这在国际上和国内也是无法接受的。但是，他进一步思考后，就开始看出，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也许能解决他们的难题。阐明分歧会使他们的盟国和朋友放心，说明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由台湾当局窃占着，美国一直在想方设法保住台湾当局窃据的联合国席位。美国提出了“重要问题”决议案，即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个“重要问题”，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才有效。美国就是用此“法宝”一年一年地阻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1969年，美国提出的这个“重要问题”决议案以票赞成、票反对和票弃权获得通过。阿尔巴尼亚提出的接纳北京、驱逐台湾的决议案以票赞成、票反对、票弃权被否决；与前一年反对票比赞成票多票相比，这一年只多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国家正一年年地增多，正朝向突破简单多数的这个目标前进。每年都有更多的新国家进入联合国，它们大多是支持中国的，就连一向支持美国的拉美集团也开始分化了，美国的一些盟国也越来越难以驾驭了，因此美国感到了危机。
美国最后失败的结局看来已经日益明显了。加拿大于年月日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渥太华通知美国政府，加拿大将继续同美国一起投票赞成“重要问题”决议案，但他们可能投票赞成阿尔巴尼亚的接纳北京的决议案。联大的表决日益迫近，对美国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美国被迫不得不作一些改变，月日美国政府发言在发言中暗示，他们反对驱逐台湾，不反对接纳北京：“美国反对以牺牲中华民国接纳北京政权进入联合国。”
到了年，日本希望同中国改善双边关系。英国和比利时私下表示，它们预料美国的主张将在年被击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说北京将在年取得胜利，联合国秘书处正在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做应变准备。英国希望同中国的关系升级，甚至暗示他们可能反对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
在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时候，他曾告诉周恩来总理，美国打算采取的什么立场。周恩来肯定地告诉他，中国决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权方案；另一方面，中国不是联合国会员国时间已经很长，因此中国能够再等一些时间。
1971年月日，美国在一次关键性的程序表决中遭到了失败。联合国总务委员会在议程上把阿尔巴尼亚提案摆在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前面。美国只是把驱逐台北作为一个“重要问题”，结果在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还没有交付表决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被接纳加入联合国了，恢复了它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
大会于下午时分开始，在各代表发言结束后，沙特阿拉伯代表巴罗蒂发言，引议事规则条规定，要求大会暂停处理本案小时，以便会员国考虑沙国另一项新提案，即保持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直至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巴罗蒂受沙国国王批示全力助台湾，他在联合国工作多年，对议事规则相当熟悉，不断要求上台发言。他的工资国王按他在联合国发言的次数付给，因此，他的演说如天马行空，他将这项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多次依照议事规则要求发言，每次发言必长，引起与会代表们的极度反感。
下午时许，大会主席将他的程序提案先付诸表决，由于各国代表对巴罗蒂的反感极强，这项程序提案以比，票弃权被否决了。此时支持阿尔巴尼亚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议案）的代表知道胜利在望，大声鼓掌庆祝。
稍后，阿尔巴尼亚代表要求先表决阿案，美国代表则要求先表决“变化的重要问题案”。巴罗蒂又做冗长发言，认为应该先表决他的提案。经过一轮的发言，当晚时，主席裁定先就美国建议（安理会席位由谁担任，交大会多数意见决定）付诸表决，结果以比，票弃权，获得通过。此时又有数位代表发言，到时分，经主席宣布表决“变化的重要问题案”，结果未能通过。大会席上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在会场中跳起舞来，高声欢呼。
等到欢呼与庆祝稍停，美国大使布什（老布什）取得发言权，要求将阿案的执行部分最后一段予以删除，随即引起冗长的辩论。沙特阿拉伯又提出对阿案的修正案，经主席裁示逐段唱名表决，均遭否决。此时已是晚上时分，钱复眼见所有可以抵制阿案的方法均已用尽，仍依程序问题要求发言，周书楷“外交部长”朗读退出联合国的声明稿，周书楷宣读完后，即率领代表团溜出大会会场。美国布什大使跑步过来，陪同他们步出。
971年月日，基辛格结束了他的第二次访华。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便收到了来自美国的电讯稿：联大刚才以票赞成、票反对、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立即驱逐台湾代表的决议（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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