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总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央高度重视，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统筹全局、沉着应对，果断采取一系列防控和救治举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战、湖北战的决定性。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
中国抗疫为什么“能”？在向讲述中国抗疫故事的学者中，出生于的政治理论家贝淡宁(Daniel A. Bell)格外引人注目。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凭借一篇以柏拉图风格的对话体写就的博士论文《社群主义及其者》，刚刚从大学毕业的贝淡宁在学界一举成名。此后，受到思想影响的贝淡宁开始学习中文，爱上中国文化，并在中国安家。2004年，贝淡宁接受邀请加入大学哲学系，讲授伦理学与政治学。2017年，贝淡宁拥有了一个新身份：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游走于中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贝淡宁有着与其他学者截然不同的学术视野。近年来，他先后写下《中国新》《东方》《贤能政治》《层秩论》等著作，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发展模式、文化传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理解和认识。他说：“大部分的人都会用的来判断中国的政治制度。我说不，我们应该用中国自己的有很强历史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理想来判断什么好什么不好。”
“中国抗疫进展到现在特别不容易。”就全球坐标下中国抗疫的思和兵妹妹在机房考，贝淡宁日前接受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采访。
最近有英国学者在上有关中国向境外“输出病毒”的不实言论，您在博客上予以反驳。您的出发点是什么？
贝淡宁：一个月前，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在英媒撰文称，中国在此前只是关闭了武汉飞往中国其他地区的航班，却仍然武汉直飞欧美各大城市的航班。言下之意是：中国有意向境外“输出病毒”。我惊讶于他竟然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在最近的讲话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重复了这一毫无根据的。从我2月初在中国旅行的亲身经历中，我知道我们必须填写表格，是否接触过来自武汉或湖北的人。因此，1月23日武汉封城后，中国允许从武汉起飞的航班飞往世界其他地方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要求弗格森拿出。他寄给我一些上的文章和飞行记录，他声称这些都支持他的。经过我对他所给出的的核查，事实上没有支持他的说法。在我们的邮件往来中，他没有承认错误。不幸的是，他的文章界各地广泛。所以我在博客上公开了这件事，最后弗格森承认，没有支持这样的说法，即中国在“封城”后还允许航班从武汉飞往世界其他地区。我知道这会我和弗格森的关系，但有时候比和谐更重要。
贝淡宁：人是群居动物。住在社区，与家人、朋友、同事在一起交流和互动，这对于人们的幸福感至关重要。所以隔离在心理上总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好在现在我们不再需要隔离了。在中国，生活几乎恢复了正常。界其他地方处于“隔离”(lockdown)状态时，我在上海的状态当然值得庆幸，但我也为世界上其他正在遭受疫情的人感到担心。我的家乡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冲击，目前还不清楚我的家人朋友何时才能恢复正常。
当地时间5月4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网站发布了一项英中美多国科研团队的研究。研究通过建模发现，中国使用的三大非药物干预措施不仅遏制了新冠疫情在中国的发展，也为全球赢得了时间窗口。
贝淡宁：总的来说，中国抗疫进展到现在特别不容易。与许多国家比，中国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更少些。这样的成效是面对未知病毒的突然袭击、在没有任何先例可以遵循的情况下迅速行动起来取得的。其他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学习中国在哪些方面做得好。中国也应该分享经验，帮助其他国家，尽最大努力确保疫情在未来得到控制。中国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越南和韩国等国家在某些方面做得也很棒。中国文化善于疏导，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对立。当然，对于那些公然妖中国的错误言论，也要加以揭露。
您说过：“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要像中国一样把全民动员起来是很困难的。让几百万、几千万的人为了公共健康的利益遵守中央的要求，是很难办到的。”中国人为何能表现出“疫情就是命令”的响应力？
贝淡宁：疫情期间，中国人民认可和遵守中央的要求，因为他们有抗击SARS的最近经验；因为他们很自然地意识到：当社会秩序遭受重大而直接的时，需要强大的、集中的、有效的提供秩序；当然也因为思想的遗产：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服务于家庭和社会。拥有不同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即便在危急时刻，也可能会优先考虑个人和隐私，他们会发现这样行事会让抗疫更加困难。
中国的成功还有其他因素，其他国家可能无法借鉴。比如讲的孝道，即尊老敬老。这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特别，但中国人尊敬老人，所以人们普遍认为我们需要控制这种疾病。相比之下，有些国家提出“群体免疫”之类的想法，暗示许多老年人会为了社会其他人而死。这样的想法在重视孝道的国家是行不通的。同样，问候的方式也很重要。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国家，人们通过亲吻和触摸来互相问候。在受思想影响的东亚国家，人们更强调鞠躬、拱手等“远距离”问候的方式，这也有助于疫情的蔓延。
您一直主张中国人跳出的思考框架，用中国人自己的具有很强历史文化传统的方式来认识中国的政治制度，可否结合这次疫情以及您最近的研究谈一谈？
贝淡宁：大部分的人都会用的来判断中国的政治制度。我说不，我们应该用中国自己的有很强历史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理想来判断什么好什么不好。我此前写作的《贤能政治》一书，就是希望可以让人跳出VS这类的思考框架，同时也鼓励中国人用自己的标准评价自己。在我与合著者汪沛的最新著作《层秩论》中，我们试图去解释为什么社会层级(Social Hierarchy)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很重要。
5月6日，新加坡民调机构Blackbox Research发布了一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对抗疫满意度的调查报告。报告结果显示，在全球23个经济体中，中国对抗疫的满意度最高，而国家对的疫情应对普遍感到不满。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如果政治制度得到了人民的信任，那么它就有一定的合。以这次抗疫为例。中国的中央从1月下旬开始实施了而必要的措施，最终控制住了疫情。我确实认为，中央在应对疫情方面的有力行动增加了对的信任。当然，也有必要进一步提员的能力和美德，给有责任心的专业人士更大空间。
选举制的一个内在缺点是：相较于反躬自省和解决问题，妖对手和制造敌人往往更容易获得支持
中国发挥体制优势，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人民战、阻击战，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固执地以意识形态划分制度、甚至整个国家的优劣已经多么不符合现实。作为政治理论家，您对此怎么看？
贝淡宁：选举制的一个内在缺点是：相较于反躬自省和解决问题，通过妖对手和制造敌人，往往更容易获得选民的支持。这种缺陷在期间尤为明显。在美国，为了获得选票，“中国”几乎不可避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希望政治领导人在当选后变得更加。与此同时，我们——中国——不应该玩他们的游戏。我们应该保持谦逊，并致力于与和有才能的人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如应对全球性流行疾病和气候变化等等，为别的国家树立好的榜样。
您说过，选举制有一个缺点：选举出来的政治领导人倾向于关注选民的短期利益，而大国政治领导人的决策会影响世界。您如何评价一些国家在这次抗疫中的表现？
贝淡宁：确实。对于美国这样的选举制国家来说，要促进全球合作、世界要困难得多，因为它们需要不断满足其选民群体的短期利益。但中国可以做得更好。作为一个在中国有着深厚家庭、社群和工作关系的永久中国居民，我为我们的国家采取措施帮助世界其他地区抗击疫情而感到自豪。这是赢得世界信任的重要途径。未来，中国还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规范人工智能等方面更好发挥作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环保墙面漆http://www.chenyang.com！